西方文化的三大因素——希腊神话、基督教义、近代科学一—之中，前二者决定了欧洲的古典文学。无论是古典的神话，或是中世纪的宗教，都令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宇宙的地位，与神的关系，身后的出处等等。无论是希腊的多神教，或是基督的一神教，都令人感觉，主宰这宇宙的，是高高在上的万能的神，而不是凡人；而人所关心的，不但是他和旁人的关系，更是他和神的关系，不但是此生，更是身后。在西方文学之中，神的惩罚和人的受难，往往是动人心魄的主题：以肝食鹰的普罗米修斯，推石上山的薛西弗司，流亡海上的尤利西斯，堕落地狱的浮士德等等，都是很有名的例子。相形之下，中国文学由于欠缺神话或宗教的背景，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人间的文学，英文所谓secular literature，它的主题是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而非“天人之际”的。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文学里没有神话的成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共工触地，本来都是我国神话的雏型。燧人氏相当于西方的普罗米修斯，羲和接近西方的阿波罗。然而这些毕竟未能像希腊神话那样蔚为大观，因为第一，这些传说大半东零西碎，不成格局，加起来也不成其为井然有序互相关联的神话(mythology)，只能说是散漫的传说(scattered myths)，不像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诸神，可以表列为宙斯的家谱。第二，这些散漫的传说，在故事上过于简单，在意义上也未经大作家予以较深的引申发挥，作道德的诠释，结果在文学的传统中，不能激发民族的想象，而赢得重要的地位。《楚辞》之中是提到不少神话，但是故事性很弱，装饰性很浓，道德的意义也不确定。也许是受了儒家不言鬼

神注重人伦的人世精神的影响，《楚辞》的这种超自然的次要传统(minor tradition of supernaturalism）在后来的中国文学中，并未发挥作用，只在部分汉赋，嵇康郭璞的游仙诗和唐代李贺卢仝等的作品中，传其断续的命脉而已。在儒家的影响下，中国正统的古典文学——诗和散文，不包括戏剧和小说—一始终未曾好好利用神话。例如杜甫的“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只是一种装饰。例如李贺的“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只是一闪简短的想象。至于《古诗十九首》中所说“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简直是讽刺了。

至于宗教，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更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儒家常被称为儒教，事实上儒家的宗教成分很轻。祭祀先人或有虔敬之心(不过“祭如在”而已），行礼如仪也有ritual的味道；可是重死而不重生，无所谓浸洗，重今生而不言来世，无所谓天国地狱之奖惩，亦无所谓末日之审判。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先人根本没有所谓“原罪”的观念，而西方文学中最有趣最动人也最出风头的撒旦(Satan,Lucifer,Mephistopheles or the Devil),也是中国式的想象中所不存在的。看过《浮士德》、《失乐园》，看过布莱克、拜伦、爱伦坡、波德莱尔、霍桑、麦尔维尔、史蒂文森、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大家的作品之后，我们几乎可以说，魔鬼是西方近代文学中最流行的主角。中国古典文学里也有鬼怪，从《楚辞》到李贺到《聊斋》，那些鬼，或有诗意，或有恶意，或亦阴森可怖，但大多没有道德意义，也没有心理上的或灵魂上的象征作用。总之，西方的诱惑、谴罚、拯救等等观念，在佛教输人之前，并不在于中国的想象之中；即使在佛教输人之后，这些观念也只流行于俗文学里而已。在西方，文学中的伟大冲突，往往是人性中魔鬼与神的斗争。如果神胜了，那人就成为圣徒；如果魔鬼胜了，那人就成为魔鬼的门徒；如果神与魔鬼互有胜负，难分成败，那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凡人了。不要小看了魔鬼的门徒，其中大有非凡的人物；浮士德、唐璜、阿哈布、亚伯拉德，都是杰出的例子。中国文学中人物的冲突，往往只是人伦的，只是君臣(屈原)、母子(焦仲卿)、兄弟(曹植）之间的冲突，西方固然也有君臣之间的冲突，不过像汤默斯·贝凯特(Thomas Becket)之忤亨利第二和汤默斯·莫尔（Thomas More）之忤亨利第八，虽说以臣忤君，毕竟是天人交战，臣子站在神的那一边，反而振振有辞，虽死不悔，虽败犹荣。屈原固然也说“虽九死其犹未悔”，毕竟在“神高驰”与“陟升皇”之际，仍要临睨旧乡，恋恋于人间，最后所期望的，也只是“彭咸之所居”，而不是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