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文学之一：最古老，是因为我们的《诗经》比荷马的史诗为时更早；最年轻，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弹性极大，文法变迁极小，因而一千年前甚或两千年前的一首诗，往往能以原文诉诸今日的读者。李白的《下江陵》，十二个世纪后诵之，仍似刚刚酸醅出来的那样新鲜。真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字障”远不如西洋文学的那样严重。和英国文学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对于一位现代读者的“可读性”毕竟大得多了。英国文学史的长度大约相当于中国文学史的三分之一，可是六百年前的乔叟已然古色斑斓，不易卒读了。我们读元末明初的诗，可说毫无困难。连三百多年前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不是一般英美学生容易了解的，所以诗人佛洛斯特曾经半带戏谑地说：“要教莎士比亚吗？那不难——也不容易，你得把莎士比亚的原文翻译成英文。”

中国古典文学所以能如此“寿而不耄”，大半得归功于中国文字的特性。中国文法的弹性和韧性是独特的。主词往往可以省略，例如“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甚至动词也可以不要，例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在西洋文法上不可或缺的冠词、前置词、代名词、连系词等等，往往都可以付诸阙如，例如“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两句，如果是英文，恐怕中间就免不了要加一个关系代名词；而“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两句，也显然缺少了两个所有格代名词。中国文字，又往往一字数用，极经济之能事。例如一个“喜”字，至少就可以派四种用场，当作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加上名词不标单复数(“临风听暮蝉”，是一蝉还是数蝉？)，动词不标今昔(几乎一切动词皆是眼前事，但释为追忆往事亦无不可)，省去的主词不标人称(“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究竟是王维写“她”呢，还是女孩子述“我”？），乃使中国古典诗在文法上和意义上获致最大的弹性与可能性。

类此的问题，在专研中国古典诗本身的时候，可能反而不受注意，但是，在比较文学及翻译的研究之中，就无可忽略了。一位富有经验的译者，于汉诗英译的过程之中，除了要努力传译原作的精神之外，还要决定，在译文里面，主词应属第几人称，动词应属何种时态，哪一个名词应该是单数，哪一个应该是复数等等。这些看来像细节的问题，事实上严重地影响一首诗的意境，如果译者的选择不当，他的译文再好，也将难以弥补理解上的缺失。例如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主词，一目了然，应该是第一人称的“我”。但是遇到像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一类的诗，我们就颇费踌躇了。如果译文用第一人称的1，则诗的主题直逼眉睫，我们不仅同情那美人，我们简直就是那美人自己了。如果译文用第三人称she，则诗的主题就推远了。我们遂从合一(identification)退为同情(sympathy),也就是说，从参加(participation)退为旁观（observation）。

由此可见，仅仅是人称的不同，就决定了读者与一首诗之间的距离，和他对那首诗的态度，此外，动词的时态也影响到这种距离，例如用现在式就比用过去式的距离要缩短许多。因此，我们不妨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中，就《玉阶怨》一诗，整理出四种距离来：

甲：第一人称，现在式

乙：第一人称，过去式

丙：第三人称，现在式

丁：第三人称，过去式

从上表看来，甲的距离无疑最短，丁的距离无疑最长。至于乙丙的距离孰短孰长，则颇难决定，因为乙的人称虽然较近，而时态又显然较远，似乎两相对消了。可是，最重要的是：译文虽有上述四种可能的组合，但李白的原文却只有一种，这正是中国古典诗的“模棱之美”。英文诗中，尽多ambiguity之说，但绝大多数的诗，却是人称分明，时态判然，在这方面一点也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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