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4：

逐字逐句或行间释译的《圣经》译本是翻译的本质或理想状态 (Benjamin, 1972:21)。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这一论断也许并不是要我们抛开路德的《圣经》译本，去读文法不通、逐字对应的译本。他只是指出一种理想状态——逐字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可以得到可读性强，又能被接受的功能“对等”的目标文本。

至少就语用层面(这里指功能）来说，其他的观点更直白，尽管并未提及形式。

例5：

对于机械维修文件之类技术性翻译而言，优秀译作的标准就在于它所传达的信息和知识的数量。在操作层面，评判的标准就是译文使用者能否像原文使用者一样对装备进行维修。（Brislin,1976:14）

在我看来，关于译论或译法的陈述，最有趣的观点莫过于译者对自己翻译活动的评价。通常译者不必对自己的译文作评论，除非感到译文可能有悖读者的期待。

(d) 译文使用者的介入

就翻译而言，其“社会化过程”不仅指我们阅读译文的经历 (从使用说明、电脑手册到古典戏剧)，而且包括我们在学校的语言教学过程。因此，“标准”的译文使用者所持的普遍翻译概念极具模糊性，有关读者期待的问题都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下作答。

(e) 多语译本的比较

总的说来，寻找盛行于某一文化社群普遍的翻译观点似乎颇为棘手，因此，我建议使用从下至上的方法：从遇见的具体翻译问题开始，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往往是由规范性惯例决定的 (主要是语用层面的跨文化翻译问题，参见Nord,1987）。

通过比较同一原文的不同语种的译本，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译语文化中处理同一翻译问题时有各自不同的途径。从它们对问题的一般或大部分解决方法，我们也许能推测出更普遍的创构性惯例，比如关于文本类型和翻译类型之间的关系。

尽管如此，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还是能使我们接近创构性翻译策略。对比西班牙语和德语文学作品中对个人姓名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文化迥异的惯例。

例6：

在文学文本的德语译文中，个人姓名(包括教名）通常保持原文的形式不变（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在德语中的同名，读者会在发音上略作改动）。外国名字用来“突显”故事的文化背景。在西班牙语的文学翻译中(或在西班牙文学中），教名通常用西班牙语形式，人们似乎对出现一个法国姓和西班牙教名组成的名字毫不介意。在马克斯·奥伯（MaxAub)创作的西班牙戏剧中，以法国为背景，那些法国人的名字是Josefina Claudio, señora Bernard 这样的法西混合形式，但在该剧的德语译本中，这些人名变成“Joséphine”、“Claude”和“Madame Bernard”这样地道的法国名字（参见Aub,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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