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上述特征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使命，有限生产场域在出版或翻译时经常依赖于特殊的补贴系统，这是很多国家和机构在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惯例，较突出的包括20世纪90年代法国政府对翻译的资助，荷兰的“荷兰文学生产和翻译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及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对译介本民族文学的赞助，以及台湾文学外译中心和蒋经国基金会对中国（台湾）文学外译计划的支持，这些都是权力机构对有限生产场域的严肃文学翻译所实施的补贴与赞助的典型案例。这种非市场力量，特别是国家机构的参与，可以对文化市场的功能产生特殊的有效影响。

2. 大规模生产场域

大规模生产场域包括我们所说的“大众”或“通俗”文化，如面向大众的文学，其目标读者是最广大的普罗大众，注重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和可接受性，依赖市场运作模式，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特性决定了大规模生产场域中等级分层的支配原则是经济资本。布迪厄认为，大规模生产场域遵循外部等级化原则(the principle of external hierarchization), 即根据商业成功指数（比如书的印数，戏剧的演出场次）测量的暂时成功标准，或根据社会知名度，即由普通大众了解和认可的艺术家的知名度来划分等级。

大规模生产场域内部也存在两端：一端是那些在上流社会大获成功的，另一端是获得普通大众认可的，两端的共性是都遵循外部等级化原则。大规模生产场域在象征意义层面被排除在外，不被尊重，生产者面向普罗大众，其本质特征以及对尽可能广大的受众/读者的依赖性特点使其不得不迎合市场需求，不太容易创新，因而“经常借助有限生产场域来达到自我更新”，以图发展。

有限生产场域与大规模生产场域共同组成了文学生产场域相对的两端，位于两端的参与者很好地说明了场内的交互作用关系与构成场域的结构关系之间的区别，他们或许永不相见，系统化地相互漠视，甚至拒绝承认对方为同一阶层的成员身份，如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但正是这一消极关系将他们连结在一起并决定了他们各行其是的实践活动，可以说，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文学场域不同子场域的参与者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参与了为文学生产正名的斗争。

以此视角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场域，可以发现翻译场域不同子场域的参与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参与了文学文化作品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共同为赢得目标语系统中的一席之地而斗争。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论及翻译的多种功能时强调指出，翻译最主要的功能有两种，一是作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手段（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二是为了文化的传播(as transmission of culture)，后者是人类历史文化进步的力量源泉。翻译功能不同，相应的翻译策略也不同，这就为解决译什么、如何译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路。译介与推广可以同时兼顾两方面：经典性与通俗性，或学术性与普及性，推介的过程既包括以传播文化为主而进行的翻译，也包括以沟通交流为主而进行的翻译，两者相辅相成，共生共长。不同的翻译作品可以同时进入两个不同的子场域，发挥不同的作用，实现多元化的推进策略。以沟通交流为主的通俗文学或普及性读本，大都属于大规模生产场域，遵循外部等级化原则，关注市场需求，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具体的翻译策略以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为主，更多关注目标语读者的趣味，追求图里所谓的可接受的翻译。以经典、严肃的文化文学作品为主的译本，本质上属于有限生产场域，不同角色的参与者角力更多的是象征资本而非经济资本，关注焦点是译本的文学性、学术性、历史文化意义等，而非单纯的市场盈利。经典作品的翻译是为象征资本而战，推介的终极目标是传播文化，且经典（翻译）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本。具体的翻译策略以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为主，强调尊重原作，尊重原作者，追求图里所谓的充分的翻译。正是由于注重充分性翻译，这类译本的可接受性或许稍弱，但从推介角度来看，可能传递了更多富含中国语言文化的因素，如季进所言，“不遗失中国文化的固有血脉”。但这样的经典作品的翻译，恰如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译介的现状，很难引起广告资金充裕的大商业出版社的兴趣，往往被市场冷落，面对这种现象，王德威建议“对……市场的反响得有平常心”。由此可见，对两种不同生产场域的评价标准不应单靠市场销售量一个指标进行考量。如果翻译的中国文学、文化作品要竞争目标语系统的高端市场，只靠市场规律运作显然难以实现，还需国家机构的赞助与支持，具体做法也有学者给出建议，比如可以“设立专项基金”，鼓励、支持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工作，还可以“建立中译外的常设基地”，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切磋翻译中国文学、文化所遇到的问题，专项基金、基地建设等措施在译者培训方面也大有可为，但所有举措都应该立足长远，避免急功近利的短平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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