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牵涉语言、文化诸多层面，形成各种关系和张力，如翻译本体与现象，意义与解读，主体与客体等等。译者需要恰当处理两种语言的各种关系，保持张力的平衡。这样，翻译的各项要素就可以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最终使翻译活动成功进行。

后学语境下的翻译理论所凸显的译者主体性，其结果是对翻译过程中一些关系的错置或一些张力的瓦解。作为人的译者具有价值判断，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在逻辑上推出价值判断、译者主体性就是翻译的本质特征。后现代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混淆了一些关系，崩解了一些张力，而这些关系和张力又是翻译的必要元素。下面作一剖析：

1. 本体与现象

“本体”与“现象”都是哲学概念。“本体一般指能够独立存在的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和万物的本原的东西，现象则是本体所产生或以本体为共同本质的林林总总的事物；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本体指超越经验世界的万物的共同本原或本质，现象则指可以经验到的变动不居的万物”。也就是说：本体是一，现象是多，本体自在而稳定，现象分享本体的特征。拿“人”来做比方，本体意义上的人就是那个自在的、超越经验的人的概

念，而现象既是每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生命体，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分享人的本质。

于翻译活动而言，终极的理想译本是本体，不同的译本是现象。每一个译本都分享“理想译本”的本质属性，却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偶性。在保证本质属性的情况下，对非本质的偶性可以进行调变，所以“一百个译者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也就不足为奇。反过来，一百个译者译出来的必须是哈姆雷特，而不是白雪公主。所以，翻译追求的应该是“求同”，而不是“求异”。当然，因为涉及两套不同的语言表征体系，两种不同的文化，“异”是绝对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因为不同译者、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忽略“求同”，那无异于舍本求末，不得要领。根据赵彦春（2005：97），“关联是翻译的第一原则，趋同是翻译的第二原则”，趋同就预设了“同”，译者所为就是在“同”的关照下去“趋”，去无限逼近。

这样看来，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就是对“同”进行各种“趋”的调变，调变的度要以保证译文本体的实现为前提。以毛泽东《昆仑》一词为例：“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截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把词中的“一截”分别译为“one piece for Europe//one piece for America// one to keep in the East." 而许渊冲却译为“I would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 And leave in Orient the rest.”(许渊冲，2001：52）。两个译本都或多或少存在译者的声音，也都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但是如果考虑毛泽东原词中显示出的自信与霸气，许译用英文句式结构的变化及押韵来凸显这种气势，所以更为贴近。

这种自信、霸气的感情色彩不是许渊冲作为译者其自己的声音，而是原文中本来的内容。商务印书馆译文的句式和语气因为相对普通，所以语气也变得平和。

2. 意义与解读

阐释学与翻译学结合就派生出了阐释学翻译观，阐释学翻译观注重译者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作为19世纪阐释学翻译观的典型代表，施莱尔马赫运用阐释学来分析翻译的过程，他的基本理念是：真正的理解是对语篇作出创造性的新阐释。斯坦纳对这一理论发扬光大，提出翻译的过程就是读者和译者理解和诠释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4个步骤：信任、攻占、吸纳和补偿（Steiner，1975/1992）。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无达诂”的训诂思想，意在强调诗歌解读的不确定性。吕俊先生认为，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正是作品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以及语义单位连接之间的空缺激发和诱发读者进行创造性的填补和想象性的连接，这是一个读者与作者对话、商榷、争论、调和并产生新的意义的过程。

毫无疑问，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要对原文进行有效的解读。携带文化背景的译者在解读过程中必然会加入自己主体性的东西。所以每一个译者对原文的解读都会或多或少地与原作有出入。但是，意义与意义的解读不是一码事。如果把1设定为意义，那么实现1的方法包括：0.1+0.9；0.01+0.99……意义属于语义的外延部分，是超越时空而常在的，意义的解读属于语义的内涵部分，会因为解读者的不同而各异。译者因主体性的差异而导致对原作解读的多元，进而产生译作的多元，但这不能逆推出原作意义就是多元的。下面我们以许渊冲英译李白的《静夜思》为例，说明这一问题（许渊冲，198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