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语法差异的规律性及语义系统的对应

人类认识所指与思维活动形式的同一性构成了语际转换信息通道相通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人类思维的内容与基本形式是同一的，因此，在转换中的语言是“可译的”（translatable）。

但是思维规律与语言的结构是两回事。相同的思维内容与思维规律可以表现在结构迥异的语言中。问题是，既然双语在语法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双语之间是否仍然存在着“信息转换通道”呢？

回答是肯定的。人类的语言虽然千差万别，但它们反映的都是客观的外部世界，而且他们的思维活动规律也是一致的。因此，人脑中的内部言语以及发之于外的日常语言与外部世界形成了同构的作用链，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和现实。这时，虽然作为思维载体的语言在语法结构上双语存在差异，但是，第一、语法的基本成分和功能是大体一致的：都有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定语等等成分，发挥大体相同的功能；第二、语法成分的形态结构或形式虽然可能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的配列式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即总是取以下的搭配组合形式：SV-VS（主谓-谓主）、SVO-SOV（主谓宾-主宾谓）、SVA-ASV（主谓状一状主谓），等等。第三、由于语法成分配列不出有限的基本形式，因此，由这些配列式所承载的意义也不会超出以上的范围。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语法成分配列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总体语义内涵。在双语转换中，尽管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表述形式特征，但语际间具备了大体相通的、对应的语义结构。尽管在赋形于外部语言时不同的语义结构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但就核心句基本框架和总体内涵而言，双语是相通的、对应的。这就给语际转换提供了信息通道相通的基本可能性和物质的条件。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字结构及语法成分的组合形式的差异表现出规律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双语的对比研究，探索出语际转换的种种使信息通道相通的途径，使可能性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性。例如，通过语序和词性的变通或调整，我们可以获得双语在语法成分配列上的对应式，进而通过词语语义上的变通或调整获得双语在语义上的对应式。此外，我们还可以以通过语序、词语及超句群体式上的变通或调整，尽最大可能地获得双语语段（语篇）在风格上的对应。可见变通或调整是双语转换中弥合差异的杠杆和基本手段。

4. 文化的相互渗透性

语言的转换还有其社会因素为之提供信息通道，那就是文化的渗透性。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社会愈发展，语言之间的接触（language contact)愈多，相互渗透的现象就愈加突出。英语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英语与罗曼语（the Romanic Languages）尤其是其中的法语之间的可译性范围最广，原因是1066年诺曼人（Normans）入侵不列颠。诺曼人的侵入使大量法语渗入英语而被英语所吸收。这个从渗入到吸收的过程在词汇学中被称为“grafting”（移置）。至十五世纪初，英语中从法语移置的词语已占全部外来语的近半数。诺曼人的进入还使当时先进的基督教文明深深地植根于英国，从而形成了英国从人种、语言到文化与欧洲大陆交融并进的历史性发展趋势。

可见，社会的开放对语言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不言而喻，社会愈开放，本族语与外族语接触愈多，渗入愈多，相通之处愈多，可译性也就愈大。在双语学中，由于语言接触而引起的本族语对外来语的同化、吸收现象称为异化（alienation）。毫无疑问，语言的这种适度异化对双语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异化可以拓宽双语之间的共性，消除双语之间在某些具体的表达方式方面的差距，使双语转换中的冲突转变为平行或对应，从而缩小了可译性限度。毋庸赘言，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适度，超过适度的异化，是任何自然语言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不能接受的，也必然会受到排斥。任何自然语言通过约定俗成和语言本身的内部机制都能产生一种对“超适度异化”的排斥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的“自洁作用”。

以上四个方面是双语转换中的可译性的理论依据。翻译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把握双语转换的基本作用机制，从上述理论依据出发，探求双语转换中的种种对应信息和非对应信息及信息转换通道，并理论化为程序论和方法论。因此，对可译性的研究也具有鲜明的对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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