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话文和完整的剧本形式介绍莎翁的戏剧作品，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 首先是田汉在1921年译出《哈孟雷持》，发表在当年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1922 年作为《莎翁杰作集》第一种由中华书局出版。1924年田汉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又作为《莎氏杰作集》第六种出版。其他八种剧本均未能译成。

继田汉后，莎翁几种代表戏剧先后被译成中文，译载在刊物上的不胜枚举，印成单行本的有:诚冠怡译的《陶冶奇方》（《驯悍记》，1923),曾广勋译的《威尼斯的商人》 (1924);邵挺译的《天仇记》（《哈姆雷持》，文言本，1924)，邵挺、许绍珊合译的《罗马大将该撒》（文言本，1925),张采真译的《如愿》（1927)，邓以蛰译的《若邈欠袅新弹词》（《罗密欧与朱丽叶》，1928)、缪览译的《恋爱神圣》（《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929)。 1930年是莎士比亚翻译出版较为集中的一年，有戴望舒译的《麦克倍斯》、张文亮译的 《墨克白丝与墨夫人》，顾仲彝译的《成尼斯商人》、彭兆良译的《第十二夜》。此外，还先后出版了袁国维译的《周礼士凯撒》（1931)、余楠秋、王淑瑛用文言文诗体合译的 《暴风雨》（1935)及曹未风译的《该撒大帝》（1935)。

同一时期，靠庚子赔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也组成了“莎翁全集翻译会”，由梁实秋翻译出版了八种莎士比亚的剧本：《成尼斯商人》、《奥赛罗》、《如愿》、 《李尔王》、《马克白》（1936)、《暴风雨》（1937)、《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悲剧》（1938)、 《第十二夜》（1939)。后来在60年代，台湾出版了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 集》。

莎士比亚的诗歌在五四以后，也被陆续译成中文，译者中有邱镗、梁遇春、丘瑞曲、 张晋臣、朱湘等人。朱湘译得较多，共12首，收在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番石榴集》中。长诗《维纳斯与亚当尼》则有曹鸿沼的译本（1934)'。这一期间也有人用诗体 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片断,如朱维基译的《奥赛罗》发表在1929年的《金屋》月刊和1933年的《诗篇》月刊上，徐志摩译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发表在1932年的《诗刊》上和《新月》上。

在这期间，“新月派”的文人如梁实秋、“第三种人”如杜衡等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译介和评论莎士比亚，对莎士比亚的创作进行各种曲解，这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强烈不满，于是鲁迅先生在1934年用笔名“苗挺”先后写了《莎士比亚》及《又是〈莎士比亚〉》等文，对梁、杜进行了驳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隆隆的炮声中，翻澤和介绍莎士比亚戏剧和诗歌作品的工作却从未间断，特別要提到的是曹未风、朱生豪两人，在艰苦的条件下系统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

50年代出版的还有曹禺翻译的《罗密欧与幽丽叶》（1949,1953,1954，1956,1957, 1960),方平译的《捕风捉影》（1953)、《威尼斯商人》（1954)、《亨利五世》（1955)评注 本；吕荧译的《仲夏夜之梦》(1954)、卞之琳译的诗体本《哈姆雷持》(1956,1958)、张 采真译的《如愿》（1955)、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上、下编，1957)、方重译的《理查三 世》（1959),这些都是诗体译本，译者中卞之琳和方平尤为值得一提。

在诗歌作品译介方面，屠岸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1955,1956,1958, 1959),方平译了莎翁的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妮》（1952,1954)。

1957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5卷本《莎士比亚全集》，收朱生豪译本27种，虞尔昌译历史剧10种；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完整的莎翁戏剧集，1967年台湾又出版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共37册，后又增译莎翁诗歌3册。梁实秋是我国第一位独力译完莎翁全部戏剧作品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