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是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荣获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国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名著之一。

罗曼•罗兰进入中国是以介绍他的传记开始的。1921年7月的《小说月报》（第12卷7期）上，茅盾在其《海外文坛消息》一文中首先提到奥地利传记作家茨威格写的《罗曼•罗兰》和法国作家J•J•特鲁韦写的《罗曼•罗兰真传》。此后，有关罗曼•罗兰的介绍时见报端。

罗兰作品的第一个中译者是敬隐渔。1926年《小说月报》第1期开始发表敬隐渔译的《若望•克利司朵夫》。从此，罗兰的作品不断被译介到中国。1926年罗曼•罗兰60诞辰，《莽原》刊发了赵少侯、张定璜等人的文章，还连载了张定璜译自茨威格著的《罗曼•罗兰评传》的部分文字。1928《小说月报》专号刊发了罗兰的几幅照片，李劭人译的罗兰的小说《彼德与露西》，同时还登载张若谷和马宗融的介绍文章。马曾在巴黎高等社会研究学校聆听过罗兰音乐史的课，他的文章以目击者的身份介绍了罗曼•罗兰的真实形象。

20年代问世的罗兰的单行本有两种：一是叶灵凤译的《白利与露西》（上海现代书局，1928），另ー是夏苹蒂与徐培仁据英译本转译的《爱与死之角逐》（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次年该小说又有梦茵译本，易名为《爱与死》（上海泰东书局，1929）。

三四十年代，罗曼•罗兰的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他的小说、戏剧和名人传差不多 都先后译成中文。如静子、辛质据英译本转译的《安戴耐蒂》（保定群玉山房，1932）、 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陈占元译的《悲多汶传》（桂林明日出版社，1944）、梁宗岱译的《歌德与悲多汶》（桂林明日出版社，1943）、贺之才译的《七月十四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哀尔帝》（上海世界书局，1944）、《丹东》（出版者同上，1944）、《李柳丽》（出版者同上，1947）、《圣路易》（出版者同上，1944）、《理智之胜利》（出版者同上，1944）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傅雷译的《约輪•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及贺之才译的几出戏剧。此外，这20年中还有不少重译本和重印本。如傅雷《约輪•克利斯朵夫》4册重印本和钟宪民、齐蜀夫根据英译本译的同名小说。《爱与死的角逐》又分别有辛予译本（南京矛盾出版社，1932）、李健吾译本 (上海文化出版社，1939）和贺之才译本（上海世界书局，1944）。沈起予再译《狼群》 (上海骆驼书店，1947）。《白利与露西》又有李劼人译本（成都人言出版社，1945），贺之才的《七月十四》还多次重印。

这些译作的出现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強烈的反响。翻译家傅雷说：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译出的《贝多芬传》其目的是要从中寻找“精神支柱”，寻求“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来克服“中庸苟且”（见《傅雷译〈传记五神〉》第113 页，三联书店，1983）。当年尚还年轻的王元化在谈到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读到罗兰作品时写道：“……当我认识了克利斯朵夫的艰苦的经历之后，我看到他处于这样不幸的境遇中仍旧毫不动摇的投奔他的途程，始终不放松他的远大理想，什么都不能阻挠他的果敢的毅力。”（王元化《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见《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1944年罗兰的去世引起中国人民的无限哀思，第二年国统区和解放区各主要进步文艺刊物和报纸相继发表了纪念罗兰的专号和特辑，推出知名作家学者郭沫若、茅盾、胡风、艾育、萧三、戈宝权、焦菊隐、陈昭的诗文，这些诗文还不约而同地将罗兰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在一起，从而把对罗兰的介绍推向了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