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阐释交际的理论，关联理论认为，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语码交际模式论”以及Grice等人提出的“推理交际模式论”在解释话语理解方面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人类言语交际行为。但是，这两种交际模式对话语理解的阐释都存在片面性。要探究言语交际的本质和过程，须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才能揭示人类言语交际的一般规律。作为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就是要致力于建构话语理解的认知-推理机制。

1.“语码交际模式论”符号运作机制的缺陷

“语码交际模式论”认为，交际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符号运作，并设想语码完全能够包装思想，对信息的解读不需要在符合之外进行，也不需要其他因素的参与。关联理论认为，这是对人类言语交际行为的过于简单化处理，不符合交际的实际情况。话语理解离不开一定的解码程序，然而，话语理解并不仅仅凭借“解译”句子的语音和语义关系(即字面意义）就能够奏效的。在语言的交际使用过程中，除了有限的语句外，绝大多数语用现象是无法使用解码规则能够解决的。句子的语义表征仅代表语言结构的共性的意义核心，而以同一语言结构体现出的话语却可能有不同的阐释。在人类的实际言语交际行为中，句子意义与言者话语欲传递的思想内容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句子层面的解释往往是对交际者欲意表达的意义和意图的不完整的解释，甚至误解。话语理解是依赖语境因素的，若要阐释话语的真正含义，需要在话语语义阐释的基础上借助语境信息加以确定。这也就是说明，区分句子和话语，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语码模式论的理论基础，指出了语码模式理论上先天不足。另外，“语码交际模式论”在解释交际过程时的另一个暗含前提是“共享知识”和“相互知信”假设，关联理论对此也进行了证伪（笔者将在下 文结合关联理论对Grice等人的“推理交际模式论”的证伪对此一并加以论证）。

2. Grice等人的“推理交际模式论”推理机制的弊端

美国哲学家H. P. Grice等人摈弃了语码模式理论，另辟蹊径，提出话语理解的“推理模式”，认为话语的理解主要是一种逻辑推理过程。后来，Grice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形成了会话含意理论。但是，Grice 的会话含意理论所关心的主要是暗含交际。除了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外，J.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说话人说出一句话时，通过陈述一件事来实施一个或几个行为，即“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J. Searle在修订Austi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拟构了一个解释言外之意的十步推理模式。Bach和Hamish综合了 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和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建立了一个用来解释言语交际的新模式“言语行为图式论” (Speech Acts Schema,简称SAS)。这一模式把言语交际看作是一个推理过程，提出了听者以言者的话语为基础，进行各种推理的详细步骤。针对上述理论之不足，一些语用学家提出了被称为新格赖斯理论（Neo-Gricean Theory)的语用推理机制，英国语言学家Levinson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Levinson提出了语用推导的方式原则、量原则和信息原则。Levinson提出的三原则，意在将语用分析引入对语法项目进行合理解释。在建构推理模式时，Levinson试图把它简单地形式化，进行语用推理不考虑语言系统外部因素，如社会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各种语用因素，仅仅以语言系统内部因素作为参照系，这便导致了这个推理机制在实际操作时陷入困境，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似乎又回到了语码交际模式的老路上去了，并且也偏离了语用学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