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 (Lefevere)为代表的一大批翻译学者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借鉴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宏观角度出发，以政治、文学、历史等多角度为切入点，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原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这一转变又被称为翻译 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1. 文化转向的各种变体

翻译和权力——勒弗维尔在其代表性著作《翻译、改写与文学 名声的操控》中引人了“改写”这个重要概念，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他认为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改写形式，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因此必定受到当权者、赞助人或译者意识形态及诗学的支配，是一种操纵行为。“在翻译过程的任何一环中，如果语言因素和意识形态/诗学因素发生冲突，那么胜出的必定是后者。”翻译最终与权力有关，为权力服务。

翻译和政治——翻译与政治的联姻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后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种族、阶级、政治、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在后殖民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有关翻译的概 念、判断及喻说。

当然，这些变体之间互有交叉和重叠。政治立场的背后体现了权力的纷争，性别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但他们的共同点则是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层面对翻译问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梳理和探究，体现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特征和趋势。

2. 文化转向带来的启示

翻译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语言学和文学子学科的地位，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翻译研究仍然处于探索、建设、发展阶段，需要延伸研究 领域，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借鉴可行的研究模式和方法，从而进一 步完善学科建设。文化转向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 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2.1 扩大了研究领域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发生于后结构主义大潮兴起之时，并成为后殖民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组成部分。它在翻译领域中将人们从单纯的文本结构中解放出来，阐明翻译背后蕴藏的政治权力关系，指向一种更加宏大开放的视野，从而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Holmes曾对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作过初步的设想，他将翻译学划分为应用翻译学和纯翻译学，后者又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写翻译学。文化转向正体现了描写翻译学的发展方向，即将研究重点从原语转向译语，关注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 和译人语中的文化因素，产品、过程、功能研究（即研究翻译在受方 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功能）三者并重。

Bassnett 也把翻译学划分为四个领域:翻译学史， 翻译与接受文化的关系，翻译与语言学，以及翻译与诗学。文化转向与第二个方面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