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这种化境究竞怎么个化法，实在难以界定，应了一句老话，谓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既是如此空灵尤定、难以把握之物，如何握以为标，据以为准？何况化境指的是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氛围境界，而标准指的是具体的可以把握的点或线。境界和点这两种空间形式，二者如何能等同得起来？大约钱先生自己也意识到化境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故只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中国的学说历来是愈论愈玄的，文论尤其如此。译论是文论的嫁接，故而也愈论愈玄，并且是不入佛境绝不罢休。化境说无大补于具体的翻译实践，但其提法颇有启发性，是历代译论的必然结果，是翻译标准的整体性抽象，亦是同类提法中集大成者，可以说是横绝一时，不论怎样空泛，却又缺此一家不得。

有学者认为中国翻译理论经历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个阶段，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但第三阶段实际上与第四阶段并无大区别，可合为一个阶段。依我看来，求信之后是求美阶段，才算全面，求美的观点虽然也贯穿于整个翻译史，但尤以50年代后为烈。故可改为“求本一求信一求美一求化”四个阶段。从这四个阶段看来，我以为翻译理论经历了一个历代翻译家们追求真、善、美的过程。案本一求信，乃是求真;求信一求美，乃重在求美;求美一求化，乃是力求善。一般说来，这也符合人类的认识过程。此处的美并非与真、善相对立，它实际上包含了真与善，近似于黑格尔的正题一反题一合题论中的合题的存在方式与容量。但是，在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提出后，以翻译标准探讨为其核心的中国翻译理论可以说进入了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不再认为存在着可以囊括一切的单一性的标准，而是认为共时性存在着功能各别的有机的标准群。虽然它们中的某些标准可以成为临时性主标准，但谁也无法确保这样的主标准会永远适用。如果说前此的四个阶段都具有一元性特点的话，则第五阶段具有了以抽象一元性和具体多元性相辅相成的崭新特点。这种特点同时蕴含了一种真正的学术民主精神。

综上所述，可知从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观点看来，直译和意译都是正确的，其正确性主要取决于翻译的五大功能、人类审美趣味的多样化及读者、译者的多层次等。诗歌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亦不应笼统而论，具体分析起来，可知其事实上包括全可译、大半可译、小半可译、不可译四因素。同理，在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上，我的结论是：把翻译看成是科学，是艺术，部分是科学，部分是艺术，同时是科学和艺术，有时是科学，有时是艺术，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