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式理论来看，“图式理解过程不仅是译者运用词、语法等知识对语言文字进行编码、建立意义的‘自下而上’过程，也不仅是译者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背景知识和译者与原文作者交互信息去推测和提取原文信息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原作信息的不断输入导致了两种过程的交替反应，使译者推测、验证或修正不断循环，使输入信息与译者头脑中的背景知识形成动态的相互作用，直至最后完成了对原作文章意义的了解。”

赵彦春和彭建武都强调了翻译过程不是单一模式的运作，而是两种模式的共同作用。我们则从语境化的视角出发，认为翻译全过程不仅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的交替反应，而且是两种模式的交融，即交互模式。
从前述我们对翻译语境化的论述可以看出，语境分为三个层次， 翻译主体(间性)语境层次，文化（间性)语境层次和文本语境层次(包括原语文本语境层次、译语文本语境层次及文本间性语境层次）。这几种语境层次并非独立的，而是浑然天成，交织在一起，只是为了论述方便才不得已进行划分。在翻译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总是带着一定的翻译动机进行语境化解读的。他解读的最重要的信息源是原语文本，在解读的过程中译者构建出上下文语境，并利用之解读原语文本的意义。而原语文本的意义并非一览无余，而是具有召唤结构，必定要求译者的认知语境的填充律。原语文本的文化专有项及其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等问题必然涉及到大文化语境层次。译 者源本在译者解读中也必然导致文学翻译中的互文语境干涉。译者 释本和译者滤本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干涉，而“他者”滤本又折射出翻译过程中的复杂的翻译主体间性语境。所以，在实际的 翻译过程中，语境要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现出强大的张力。由此可以看出，翻译过程注定不会是纯粹的“自下而上”式，也不会是一种纯粹的“自上而下”式，而是一种交互式（interactive)，是“自下而上”式和“自上而下”式的“化合物”。因此，我们所要构建的文学翻译语境化过程模式是一种交互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