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翻译理论可概括为“直译”、“求信”和“达旨”三个方面。首先：两人都一致强调直译。鲁迅早在《域外小说集》 序言中就曾以“词致朴讷”、“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之说表达了自己的直译观点，其后他又在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此外他还在卢那卡斯基的《文艺与批判》日文重译本附记中进一步指出：“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即直译一一笔者）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

 

”周作人比较成熟的翻译观点主要见于1925年出版的《陀螺序》--文：“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事实上，早在《域外小说集》付梓时，他就和鲁迅一起发表过自己的直译观，其后在1918年与张寿朋的通信中，他更是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对直译的看法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周氏兄弟对直译的态度是何等默契，甚至连阐述中所用措辞也都相差无儿。

 

那么周氏兄弟何以如此锲而不舍地追求“直译”、“硬译”或 “逐字译”，以致于宁可让译文“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呢？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文中找到答案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人新的表现法。”在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以弥补早期白话汉语在思维与表达方面不甚精确的缺陷，这便是两人一致强调直译的主要目的所在。与此同时，强调直译，反对归化，还进一步反映了周氏兄弟的又一重要观点，即两人所共同倡导的译文应具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鲁迅还是在上述一文中指出：“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了真翻译。”同样，周作人在《空大鼓》译文序中也申明：“不象汉语，——有声调的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同汉语-般模式，就是随便乱改的糊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其次，周氏兄弟虽然强调直译，但决没有把直、意译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们也赞成一定程度上的意译，或至少兼用意译。 例如鲁迅在《且介亭文二集》中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这里的“力求易解”和“保存原作的风姿”实际上就是一种在直、意译完美结合中而获得的信与达的理想状态。关于这一点，周作人在《陀螺序》中也写到：“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信与达。”可见，周氏兄弟极力主张的直译，并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对原文进行一字一句的机械性转换，更不是硬要生造出“卧 着在他背上”或“跪在膝之上”等不伦不类的洋泾浜汉语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