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翻译观点可以说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代佛经翻译以及清末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汉魏以来的译经高僧中，对两人影响至深的当推唐朝的玄奘大师。鲁迅认为：唐译佛经，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即也须生造：周作人则以 “求信”和“质胜于文”概括了唐代佛经翻译的特点，这里已足见两人所提出的直译理论与玄奘的渊源了。作为清末翻译家和译论家的代表人物，严复对两人的影响是最不可忽视的，事实上，周氏兄弟直、意译兼顾的求信、达旨的主张正体现了严复的“顾 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等翻译观点。至于林纾的翻译，他们从中汲取的只有反面的经验与教训，例如鲁迅在1932年致日本 友人增田涉的书信中谈起《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时说道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此外，该书 《略序》中所指出的“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其实也是针对林纾而言的。

 

与此同时，周氏兄弟的翻译观点又经历了一个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在早期阶段，两人都曾强调过逐字的直译，众所周知，逐字译只会导致死译或硬译，这就难怪郭沫若要对周作人 1918年重译的《法国徘谐诗》提出严厉的批评，说它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于文坛之外”了。郭氏的言辞虽稍显犀利与过激，但却起到了促使周氏兄弟对自己早期翻译观点中的 偏激之处进行反思和改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