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融会贯通视听翻译学不同理论视角，建立了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过去，视听翻译因为其跨界性而难登翻译学的大雅之堂。而如今，因为各种内源和外源理论视角的出现，视听翻译研究突飞猛进，但又陷入了一种各说各话、局部精彩的境地。为克服这些不足，《视听翻译》将一百多年的影视翻译总结为再现式和介入式两种模式，并综合运用各种理论视角来进行全方位研究。据初步统计，书中采用了包括电影学、传播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翻译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计算机科学等在内的十多个不同学科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要将这些不同领域的概念术语冶于一炉，谈何容易？而且，与很多同类著作不同，本书是由一位作者独立撰写完成，具有很强的内部一致性和贯通性，足见作者用功之深。此外，作者详细总结并示范了视听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他虽重视传统的概念研究法，但更推崇实证性研究法，如观察法、互动法、文献法和语料库方法等。观察法重点演示了眼动追踪法；互动研究法重点介绍了问卷、访谈法；文献法聚焦于新出现的网络志法；语料库方法则介绍了多模态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此外，作者还十分重视多元互证法的合理运用。方法论自觉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视听翻译学科走向

成熟的标志。

（3）关注边缘性视听翻译现象，指出了翻译研究“技进乎道”的门径。本书既有细致的（多模态）文本分析和译技探讨，更有深入的理论思辨，真正做到了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之“道”的贯通。例如，网民自发性译制配音历来被排除在主流翻译研究之外，但作者却认为，这代表了商业机构翻译之外的另外一种平民翻译模式。在数字化时代，视听翻译正在经历一个“平民转向”（demotic turn）（P233）。普通民众可以成为媒介行为主体（agents），通过合作、共创的方式参与意义建构，以实验性视听翻译为手段在社会、政治场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促成“民主技术化”向“技术民主化”的转变。过去被动接受影视产品的受众，如今转而成为具有一定主动性和话语权的受众群体（audienceship）,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是生产、消费合一的“产消者”（prosumer）。网络平民的这种共创性、参与性、自发性译制配音活动，对传统影视产业和现代政治结构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作者对这种业余翻译现象的探讨，没有停留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如从录音到数字合成的转变），而是上升到了哲学层面，高屋建瓴地将其总结为一种从指称性（referentiality）到解构的

本体论转换（ontological shift）。作者认为，实验性字幕翻译就是这种解构本体论的体现，表达的是一种新的“修辞”实践，不仅开辟了中介者与受众互动的新形式，而且催生了基于非传统符号资源的新“方案”（P266）。

以上便是《视听翻译》的主要内容与特色。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本书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就内容而言，翻译教学理应成为影视翻译研究的重要一环。这既包括正规的翻译专业教育，也包括由业余译者组织或以其为对象的培训。本书对业余翻译现象关注较多，但对译员培训则有所忽视。事实上，“影/剧迷翻译构成了一种潜在、高效的学习环境”（Gambier,2013：55）,与正规教育一样，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对象。此外，全书对研究文献的梳理堪称细致而全面，但也有个别明显错误。如在影视翻译研究的早期文献中，凯尔（Pierre-François Caille）和凯瑞（Edmond Cary）的论文同样发表于《巴别塔》（Babel）杂志1960年第6卷第3期，然而，本书正文（P11，P21，P26）及书后的参考文献（P321）都将凯瑞论文的发表时间误写为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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