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实践中，实施逆向翻译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翻译涉及的两种语言和从事这两种语言间翻译的译员可及性、翻译涉及的文本的专业性和类型、交稿期限和翻译质量要求，以及各种机构性制约因素（如国际组织的要求）和政治性因素等。国内进行的逆向翻译实践中，逆向汉英翻译占据主要地位。徐梅江曾分析了国内汉译英实践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由英语为母语的人士， 包括一些英语水平达到母语程度的中国人，进行的汉英翻译实践模式。这种模式是比较成功的，但能够应用这种模式的人非常有限。据国际译联副主席、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有义，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第二种模式是中英合璧模式， 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这种模式也是比较完善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高水平的外国专家目前不容易聘到。第三种是由英语水平较髙的国内人士进行的汉译英实践。这第三种就属于本文所说逆向翻译范畴。第三种模式主要是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所造成。由于历史原因，外国人懂中文的数量很少，因此中译外这件事只能主要由中国人来做，主要就是做逆向汉英翻译。中译外有 其重要性和特殊的困难，我们是孤独的中国翻译；“Translating from mother tongue into foreign language is a wrong choice”，但对中国的翻译而言则是“It is an only choice!”。逆向汉英翻译这种模式现在在国内被广泛应用，大多数实用性中译英工作都是逆向翻译完成的（有时请英语为母语的人士帮助定稿）。从统计来看，翻译公司不少，翻译界的自由职业者更是难以计数，但是目前总体来看翻译水平参差不齐，髙水平的不多，发展尚不够成熟。 这也是国内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顺向翻译和逆向翻译的区分对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都主要是以顺向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当代西方的主果翮译理论流派，如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释学翻译理论等都指涉顺向翻译。因此，翻译理论界应关注逆向翻译研究，将逆向翻译纳入翻译理论研究审视的对象，从各个视角进行研究，尤其应发展针对逆向翻译的、反映逆向翻译认知特点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模式，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实践逆向翻译，尤其是逆向汉英翻译。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走出去”战略，这一战略要求大量的、高水平的以汉英翻译为主的汉外翻译。从翻译职业上看，需要大量的各种层次的实务性汉英翻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