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1924-1986)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学系教授，原籍美国，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研究。1972年，他作为会议主题发言人，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重要论文。霍姆斯在这篇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性文献里，就翻译研究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解释框架。其主要贡献，首先是他对翻译研究学科的名称所提出的建议。

霍姆斯认为，翻译研究这门学科不应称为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因为这门学科不是科学（自然科学）；也不应称为translation theory(翻译理论），因为翻译研究远远不止于理论建设的范围；而-ology这个词缀又太生僻，并不能任意组合。因此，他建议依循许多新兴学科的命名方式，把这门学科称为translation studies(直译：翻译研究）。霍姆斯的建议得到了翻译研究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于是，“翻译研究”一说在西方译学术语之争中脱颖而出，并通过勒弗维尔、巴斯内特、斯内尔霍恩比等人的强化使用，发展到90年代，已经从“一个翻译学派的名字”转变成了其他学派也广为接受的“翻译学”的学科名称，在欧美各地“甚至 有一些学系把名称改为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系），尽管教学的重点是笔译和口译的技能而不是学术研究”（张南峰，2000: 101)。且不说 translation studies是不是英语中用来指“翻译学”的最佳术语，但它至少唤起了翻译研究界的学科意识，并起了促进译学术语统一的重要作用。

霍姆斯对译学发展的贡献，并不止于他对翻译研究学科名称和学科性质的富有建设意义的阐释。更具特色的是，他首次以图谱的形式，对“翻译研究”的学科任务和研究范围进行了一目了然的描绘和规划，从而有力地强化了翻译研究作为学科的系统意识。如同奈达被视为当代西方翻译科学派的创始人一样，霍姆斯也就成了翻译研究学派的开山鼻祖。当然，翻译研究学派在后来的发展中，增加了许多文化研究、综合学科研究以及描写研究的取向，如巴斯内特、斯内尔霍恩比和图里的“翻译研究”就是如此，因而后来的“翻译研究”已经不是或不完全是霍姆斯原来的“翻译研究”，但“翻译研究”于80至90年代在西方得以发展成为一个得到公认的学科，霍姆斯的开创之功确实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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