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0年左右，罗马共和国随着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63 B.C.-14A.D.）独揽政治、军事、司法、宗教大权而名存实亡，罗马帝国时期正式拉开帷幕。在屋大维的统治下，罗马帝国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由于帝国版图空前广阔，以掠夺他国为目的的对外战争逐渐减少，因此屋大维的后继者们将帝国的和平维持了近200年。

罗马帝国初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是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西塞罗出生于罗马附近的小城埃皮诺的一个骑士家庭，年轻时曾在罗马、雅典等地学习法律、修辞、文学和哲学，还曾被选为罗马执政官。但由于他主张共和制，并支持屋大维，得罪了安东尼，后被安东尼杀害。作为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西塞罗翻译过大量希腊文学、政治和哲学著作，其中包括荷马的《奥德赛》、柏拉图的哲学著作等等。他特别赞赏柏拉图哲学中关于道德和政治的论述，称柏拉图是自己的哲学之父。西塞罗努力将希腊哲学中的很多概念翻译成拉丁文，他的哲学译著也因此成为人们研究希腊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西塞罗流传后世的作品包括58篇演说辞，多部修辞学著作以及《论国家》、《论法律》、《斯多噶派哲学》等12篇政治、哲学著作。

继西塞罗后，在翻译方面表现突出的有贺拉斯和昆体良。昆特乌斯·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65-8 B.C.）是屋大维时期罗马最著名的抒情诗人、批评家兼翻译家。年少时期，贺拉斯被送到雅典学习希腊语和哲学。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后，雅典成为共和派活动的中心，贺拉斯应募参加了共和派军队，并被委任为军团指挥。公元前42年共和派军队被击败，贺拉斯自称“弃盾而逃”。后来他趁大赦机会重返罗马，专门从事诗歌创作、翻译和文学批评，其主要作品有诗集《讽刺诗集》两卷、《长短句别集》、《歌集》四卷、《世纪之歌》、《书札》两卷。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写给皮索父子的诗体长信《诗艺》，表达了他对诗歌艺术及诗人的看法。

马库斯·法比乌斯·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35-95)是继贺拉斯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演说家、修辞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公元35年，昆体良出生于今西班牙的卡拉古里斯。其父将他送至罗马学习修辞术，在那里他为著名律师、雄辩术教师多米提乌斯·阿弗尔当助手，并学到了受用终生的知识。公元58年，他离开罗马回到西班牙，开办学校讲授雄辩术。公元68年，他重返罗马。两年后，罗马皇帝维斯帕西安(Vespasianus)在罗马历史上首次开办了由国库支付薪金的国立雄辩术学校，包括一所拉丁语雄辩术学校和一所希腊语雄辩术学校。昆体良受命主持拉丁语雄辩术学校，从而成为罗马教育史上第一位公职教师，直到公元90年退休。退休后，昆体良主要从事著述。他的传世名作是《演说术原理》，此书曾一度失传，后于1416年被重新发现，这也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作品。昆体良因为教学的需要，翻译过古希腊法律、政治或哲学著作，但都没有译作流传下来。唯一与翻译有关的记载是他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发表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之间在词汇、修辞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可以传译的。在他看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无论有多么不同，表达同一思想、观点、情感等的途径却是多样的，翻译虽然无法获得与原作同样的效果，但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接近原作。他主张用最出色的词汇翻译希腊作品。‘他认为尽管原文是诗歌，但也可以用散文的形式翻译，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这些思想增加了演说的活力，提供了原文被忽略的东西，使原先松散的东西有了密度。”最后，昆体良还提出了“翻译要与原作进行竞争”的观点。他认为翻译也是创作，翻译应该比原作更好，应该超越原作。

上述三位帝国初期的翻译家有很多共同点：一，他们翻译的对象都以政治和哲学文献为主；二，他们都生活在帝国的强盛期，对演说术、修辞、法律特别感兴趣，翻译显然满足了他们涉足政治生活的需要；三，他们对翻译的主张都强调翻译的效果，以便打动读者，这一主张与他们的知识背景——演说术——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他们的翻译实践和主张都与现实政治保持着积极的互动关系。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西方翻译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圣经翻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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