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古典文化离不开翻译。当时人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就是通过阿拉伯人所翻译的希腊、罗马的文化典籍。翻译成就了文艺复兴的名与实，而文艺复兴则为翻译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翻译是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一种公认的典雅和崇高的学术语言。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越来越多地将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成意大利俗语，即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的意大利语。’翻译的种类也十分丰富，涵盖了历史、哲学、宗教、诗歌、医学、农学、数学及占星术等等。由于翻译对象的种类十分庞杂，翻译主体也因此有很大不同。教会僧侣和传教士主要翻译宗教类文本，如《圣经》及其有关的圣徒传等；术士和其他人文主义者则对占星术、数学、哲学和科学类文本感兴趣；文学翻译即诗歌翻译则受到（普通或宫廷）诗人的青睐。这一时期意大利最著名的翻译家和思想家要数但丁和布鲁尼。

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虽以一部《神曲》名垂世界文学史册，但他对翻译也同样不乏独到的见解。但丁在他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和《飨宴》(Convivio)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的翻译观：“……要让大家都懂得，任何富于音乐、和谐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被破坏其全部优美的和谐感。正因为如此，荷马的史诗遂未译成拉丁语；同理，《圣经·诗篇》的韵文之所以没有优美的音乐和谐感，就是因为这些韵文先从希伯来语译成希腊语，再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而在最初的翻译中其优美感便完全消失了。”但丁的这一论述开启了西方翻译史上“不可译论”的先河，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继但丁之后的另一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家是利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他年轻时期学习过法律，后来兴趣逐渐转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和文学上。1405年，布鲁尼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机会在教皇英诺森七世（Pope Innocent VII）身边任秘书。1410年，布鲁尼被选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1416年获得佛罗伦萨公民身份，但后来因树敌太多而离开了政界。布鲁尼最主要的著作是《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被称作西方第一部现代史学著作。他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 ，曾翻译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品，还关注和研究过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的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意大利著名文学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传记。布鲁尼在翻译时不采用逐字翻译，而是用灵活的意译向读者传达原文的意义。他认为，与语言文字的特征相比，译者的主要任务是“要能把握原文的韵律和节奏，尤其是原作特有的风格。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全身心投人，努力保留原作的风格”。

文艺复兴使意大利成为欧洲众多学者向往的知识之城，他们纷纷来此学习，并将学到的知识传播到欧洲各个地方，促进了学术和文化的交流。文艺复兴的氛围很快就影响到了法国，这个时期的法国在翻译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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