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中国传统文学“古已有之”的文本，可以说不带韵的所有文章都属于散文文体。但“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个名字，‘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现代散文也在抨击传统与借鉴外国中寻找自己的话语定位。

小品文(essay)源于法国，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首创的一种较为自由的文体，培根、艾迪生、斯蒂尔、兰姆等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佳作。五四运动时期，小品文这种随笔式散文通过翻译被介绍到中国。例如，鲁迅曾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其中的两个小节都专门介绍“essay”（小品文）：“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3鲁迅的这段译文在当时被广泛引用，推动了中国小品文的创作。

中国文学史上最有灵气的散文家之一梁遇春翻译的《英国小品文选》也流传很广，他的翻译还包括很多译注，对西方小品文的普及作出很大贡献。例如针对英国散文家兰姆(Charles Lamb)的《读书杂记》，他不仅对出现的30多个历史人物都一一加注，还对兰姆的写作风格在译注中进行解释和评论。梁遇春后来创作的两本散文集《泪与笑》和《春醪集》也就深得英国小品文的精髓，技巧感情神似兰姆，承袭一种悲剧式的幽默，又因扎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被称为“中国的兰姆”。作家冯至在《谈梁遇春》中这样评论梁遇春创作所受到的影响：“他从英国的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从中国的诗、尤其是从宋人的诗词学习到如何吟味人生，从俄罗斯的小说学习到如何挖掘人生。”11935年4月，郁达夫在论及英国散文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时曾说：“英国散文的影响，在我的知识阶级中间，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消减的一种根深底固的潜势力。像已故的散文作家梁遇春先生等，且已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爱利亚了，即此一端，也可以想见英国散文对我们的影响之大且深。”

在《小品文之遗绪》一文中，林语堂指出“在中国，向来闲谈文体不发达，一则因为死文言不便闲谈，二则因为深受假文学观念之遗毒，做文章的人全在遣词用字堆砌辞藻上下工夫。”3而英国以乔叟为代表的闲谈一派“不知写作润饰为何物，只是春水奔江，滔滔而下，如吏断狱，出口成章……行文皆翩翩栩栩，左之右之，乍真乍假，欲死欲仙，或含讽劝于戏谑，或寄孤情于幽间，一捧其书，不容你不读下去。此即是吾所谓现代散文大家，余吾不欲观也。”林语堂在中国散文史上独创出一种“闲谈体”散文，将读者视为亲热的故交，笔墨轻松。而这种幽默闲适的文风显然是他所赞赏的英国闲适派散文的精神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是在与传统文学决裂的立场上进行的。如果没有翻译，没有通过翻译引入的丰富多彩的西方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将如何发展，是很难想象的。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描述说：“我国文坛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居然有大批的欧美文学作品介绍输人，使我国彷徨无主的作家得以参考借鉴，真也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可以说翻译正是为我国新文学和新文化这条长河注人“新水”的最重要的一条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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