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思维方式和习惯之外，不同文化的信仰、价值和态度体系也千差万别。这些观念上的差异直接间接地在语言和交际行为上表现出来，成为翻译的难题。例如，中西文化审美观就大相径庭。传统中国娇弱无力、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在西方人眼中很可能被看成是病态；不少美国白人妇女千方百计追求suntanned；据说黑人社区某些学校正在极力宣传“黑即美”（Black is beautiful）的审美观。

信仰可分为经验信仰、信息信仰和推论信仰。经验信仰通过直接感受和体验而获得，因而受到地域和社会环境的制约。据说法国的男孩儿能轻易列举出十余种酒的名称，美国衣阿华州农场上的男孩儿可用十来个不同的词称呼犁。阿拉伯语中涉及骆驼及其身体各部位的词语有数百个，而爱斯基摩人则有无数的词语描绘雪和雪的各种形态。文化焦点(cultural focus)的差异往往会使翻译时一方出现“词穷”。例如，在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的中国文化中“叔叔”一词就很难贴切地翻译成英语。要么用欠译法(undertranslation)翻译成“uncle”，要么用描述法(descriptive translation)处理成“uncle on the father's side and younger than father”。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似乎都只能勉强达意。

相对而言，文化对经验信仰的影响远不如对信息信仰和推论信仰的影响深远。信息信仰形成于外界舆论、书报杂志、电视电影等新闻媒介的影响。例如，有些人偏信某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是真实可靠的；另一些人可能认为《圣经》才是正确信息的来源，因而相信耶酥基督的种种奇迹；还有的人则可能认为《易经》才能揭示世界变化的规律。推论信仰也涉及到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有的文化注重直觉，有的文化注重理性，还有的文化注重经验。西方文化有一套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原理基础上的思维习惯，二千多年以来三段论法和演绎推理一直是西方文化思维的主流。而在东方，直觉和整体把握在思维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霍尔曾称伊朗的男子具有的“情感类性角色和理智类性角色”均与美国人“截然相反”：

伊朗的男人爱读诗歌，多愁善感，敏于直觉。他们常常显得不那么有逻辑头脑。男人们见面时热烈拥抱，热情握手。然而妇女看起来却冷静实际。她们身上的许多特点是美国男人的特点（T.Hall，1959）。

推理信仰的差异也间接地表现在不同文化的审美情趣上。中国的国画虽然也有工笔画，但主流仍是求神似不求形似，注重写意和主观表现，讲究浓淡、印象、夸张、暗示；而西方则注重客观再现，讲究光线、比例和结构。法国翻译理论家穆兰(G.Mounin)认为中国古诗无法翻译。这是因为除中国古诗的音韵、节奏、双关和语言形式是翻译的巨大障碍之外，中国古诗还可以让书法家书写挂在墙上，具有抽象画的特征。这一视觉形式很难在其他语言中得到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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