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原文角度理解原文是正确翻译的重要条件。翻译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外国作品，这一点尤其重要。一般地说，要译者在译作中对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丝毫没有反映，是难以做到的。但译者必须学会抑制自己的情趣、方法、习惯和观点，对原作思想和风格上的一切特点加以客观的分析，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显现出原作者的自画像，而不给他戴上译者特制的假面具。丘科夫斯基列举了许多有趣的例子以阐明这一观点。例如，土耳其曾经出版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译本，书名被译者歪曲了。原文的“列宁主义基础”被译成土耳其语的“Lenin Mezhebi”，意即“列宁的教旨”。并且，原文中凡遇到“列宁主义”一词，都统统变成“列宁的教旨”。这样，就把列宁主义曲解成了一种宗教派别，抹煞了它的科学的、 社会主义的全部内涵。再如，1934年，法国剧院上演了译成法文的莎士比亚悲剧 《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译者给剧中人物科利奥兰纳斯增加了当时法国反动独裁者的特征，使莎士比亚戏剧现代化了。

（四）翻译必须克服外国腔。这主要是针对句法而言。丘科夫斯基指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句法，而这是不能照搬的。翻译的良好方法是，眼里看着外文，心里却按着译语文字去思索，这样才能摆脱外文句法规律的影响，写出符合译语句法规律的地道译文，使读者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读外国作品。丘科夫斯基赞扬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树立了好的榜样。小说里整页整页地夹杂着非常典型的法国成语，但作者却能把它置于自然而典型的俄语句法结构里，使它服从俄语句法的逻辑和美感。如果译者死守外文句法，译文就会变得佶屈聱牙，达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丘科夫斯基也指出，外文句法并非一概不能模仿，但一定要以不违反译文语言的典型结构为前提。

（五）译者必须掌握较大的词汇量。丘科夫斯基认为，译者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词汇贫乏，因为缺乏足够的词汇，往往把每个外国字都看作只有一个意思，因此，译文就好比患了贫血症，显得干瘪乏味，毫无生气。要医治这种语言上的贫血症，译者必须博览群书，尤其要熟读词汇最丰富的俄国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把那些能在翻译中运用的词汇牢牢记住，日积月累，词汇量就扩大了，翻译时也就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丘科夫斯基在他的翻译理论中，除提出上述几个主要观点外，还讨论了翻译中应当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可以采用的具体方法。例如，他列举大量翻译中出现的错误，论证了成语在翻译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还就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总之，丘科夫斯基是苏联较早研究翻译理论而且在这方面著述最多的文学家，因此在二次大战前，他在苏联翻译研究领域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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