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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翻译原则和观点

发布时间: 2021-05-15 09:24:41   作者:etogether.net   来源: 网络   浏览次数:



(四)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译者在译文的措辞上可以有某种自由,但在意思上却是受原文严格约束的。德莱顿把译者比作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创作者是他自己思想和言语的主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更动它们,直到它们和谐悦目。翻译者却没有这样的特权,他必须受原作思想的制约,只能在别人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里谱写音乐,主要目的是把其中的意味传给读者,因此他的音乐不总是和原作一样悦耳动听。


(五)翻译可以借用外来词。特别是译诗,因为诗所需要的那种“装饰”在单音节的英语词汇里找不到,就只有从高雅的古典作品(即古希腊、拉丁作品)中借用,把借用到的词语化为己有。“如果我们没有土生土长的合适词语,从别国引进谁又能阻止呢?我没有把国家的财宝带出国,一带出国就回不来了;可是我从意大利带回的东西,我都花在英国,留在英国,用在英国,因为带回的如果是块好钱币,就会在人们当中流通。为了丰富我们的民族语言,我既和活人也和死人打交道。英国有着足够我们使用的必需品,但要想拥有富丽堂皇的东西,就得靠做生意去挣得” 。


但是,不是人人都能分辨什么是迂腐之词,什么是诗的语言,也不是人人都能标新立异,因此在借用外来词时一定要慎重。可以采取四个步骤:(1)译者必须断定,所要引进的词在原语中是不是个好词;(2)仔细斟酌,看其是否符合英语特征;(3)征求有识之友,尤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友人的意见;(4)适可而止,不得滥用,因为外来词如果用得过多,就会显得引进外来词不是为帮助接受者,而是为了征服他们。


(六)翻译分为三类:(1)词译(或逐词译;metaphrase); (2)释译(paraphrase);(3)拟译(imitation)。德莱顿认为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 翻译贺拉斯的《诗艺》用的是典型的词译,并批评乔治•桑狄斯(George Sandys,1578-1644)把这种词译推向极端,认为桑狄斯拘泥于对原作字面的忠实,因而译作毫无诗意,这样的翻译是“他所处时代的判断错误而造成的。这个时代的人一不懂得什么是好诗,二不喜欢好诗。不错,他们是学者,但他们是迂腐的学者。尽管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但他们的译作却须加以重译”。 


德莱顿认为,词译强调与原文逐词相对,局限于原文的韵律,使译者成为韵脚的奴隶,因此问题太多,无法解脱。“翻译既要抠字眼又要译好是不可能的……就好比带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跳舞的人可以小心翼翼避免摔下来,但不能指望他的动作优美。说得好一点,也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为了听到因自己掉下来没有摔断脖子而博得的喝彩声,便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德莱顿也不赞成在翻译中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拟译法。按照他的定义,“拟译是指后世诗人像以前的诗人一样写诗,写同一主题的诗;就是说,不搬原诗人的词句,也不局限于他的意思,而只把他当作一个模式,好比原诗人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使用他可能会使用的方式作诗”。德莱顿钦佩考利所译的《品达歌集》,认为品达的原作和考利的译作都同样出色,但他担心考利的方法会使“那些才华不能与他伦比的人学样”。他认为只有品达那种狂野而难于驾驭的诗人才适合用考利的方法去译。而如果维吉尔、奥维德或任何正统而易于理解的诗人也被这么译,那译作就再不能说成是原作者的作品了,因为译作中的思想和言语大都不来自原作;相反,译作充满新的内容,变成另一个诗人的创作,谁想了解原作者的思想都会感到失望。“假使某某人期望别人还债,结果收到的却是一件礼物,那他是不会感到很高兴的。公正地说,拟译是译者表现自己的最好方法,但他对九泉之下的作者的英灵和声誉,却是一种莫大的不公。”可见,拟译过于脱离原作面貌,超越了翻译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拟译是一种创作而不是翻译。


德莱顿认为词译和拟译是两个极端,都应加以避免。他主张折中,采取介于过分随便与过分呆板之间的释译。用德莱顿的话来解释,在释译中,译者重意不重词。一般地说,原作者的意思是不可侵犯的,有时可以有所扩充,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更改。但在词语表达上,译者可以有某种自由。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充满了自己的特征,在一种语言中美好的东西,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粗糙的、丑陋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译者必须为译文认真选词。选词不当,会使原来一件漂亮的衣裳失去光泽,变得难看。一句话,如果允许,译者可以改变原文的外观,但不可改变或毁坏它的实质。


德莱顿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乃是17世纪英国翻译史上的最高峰。他的翻译批评大都十分中肯,对当时的翻译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鞭策作用。他提出的翻译三分法,对西方翻译传统上的两分法,即意译与直译的区分法,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他的整个理论富有很大的启发性,它不仅支配着17世纪下半叶,而且也深深影响了18世纪、19世纪以至20世纪英国的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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