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解释非常清楚。translatology (翻译学）一词的提出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以后只有某些学者（some authors)使用，主要是加拿大、德国、丹麦的学者，而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名称是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研究）。在许多说英语的国家，translatology 一词更是遭到强烈抵制（high level of resistance)，抵制者中就有霍尔姆斯这样鼎鼎大名的学者。所以，虽然1971年Coffin曾预言translatology会很快成为正式的学科名，但这个预言却一直没有成为现实。今天日历翻到了 2007年，原文英语词典仍不见translatology的踪影。可见，这个词仍没有得到业内和社会的承认。也可见，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 ies对translatology的解释并非一家之言，而是代表了国外翻译界内外的普遍看法。

国内的情况与国外有很大不同，“翻译学”的喊声很高。本来， 国外所无的，我国可以有，而且人无我有能引为国人的光荣和骄傲。 但“翻译学”有还是无，不是靠喊声大小决定，而必须看存不存在权威著作和理论体系。至少，对一些最基本问题，例如翻译的定义、性质、标准、过程、方法、技巧，是否形成了大多数人认同的看法。可惜， 这等等条件都不具备。甚至，还出现了倒退，从有序变为混乱，从有科学性变为无科学性。

例如，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原本不但在我国翻译界内，而且在翻译界外，都得到广泛的认同，经近百年而不衰。然而，上世纪80年代，那位呼吁建立“翻译学”的人却把此斥为 “因循守旧、盲从权威”的“怪事”（见《中国翻译》1987年第2期第3页）（此人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怪”若干倍的事，如孔子一部《论语》 流行两千多年仍不衰。)现在怎样呢？外国的和本土的翻译标准，如 “同等反应”、“效果对应”、“忠实通顺”、“信.、达、切”，“和谐说”，五 花八门。我们不能否认，同一学科存在不同流派是正常现象，但这些五花八门的新标准并不是与“信、达、雅”平行存在的流派或观点，而是要推翻“信、达、雅”的人提出的取代“信、达、雅”的新说。且不论取而代之的各种说法是否比“信、达、雅”高明，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们没有一个没有像“信、达、雅”这样在我国取得广泛认同，连翻译界内的广泛认同也没有。一门“翻译学”，对翻译标准这个最棊 本的问题连个较为一致的说法都没有，怎么“学”得起来？广泛认同的标准被五花八门的说法取代，这就是从有序变为混乱的倒退。

又如翻译的定义。

传统定义最有代表性的见于词典。我国1979年和1999年版的《辞海》都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英国牛津大学1998年出版的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定义为 express the sense of ( words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与《辞海》异曲同工。中外词典的这两个定义都抓住了“语言文字”（language)和“意义”（sense)两个核心问题，有科学性，且言简意赅。

现在我国对翻译定义的新说同样五花八门，现仅举一个分析。2004年第4期中国翻译界最有影响的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破解译学七大难题》的文章，评论某教授的新作《翻译论》。既然这本书“破 解译学七大难题”，照逻辑推，至少在文章作者看来是本权威著作，所以笔者举此书对翻译下的定义为例。那篇文章说的“七大难题” 之一是“翻译本质论”，即对翻译如何定义。《翻译论》对翻译的重新定义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交际活动。”

这个新定义比词典的定义如何呢？

它以“符号”取代“语言文字”。我们知道，翻译有笔译和口译。 传统定义说的“语言文字”把口译和笔译都包括了进去。但是，“符号”只可能是书面的，不可能是口头的。文字可归纳入符号的范畴， 但符号远不指文字。所以，新定义把应该包括的口译排除在外了，又把与翻译无关、文字以外的符号拉扯进来了。

在传统定义里，与“意义”相搭配的动词是“表达”，而新定义里， 是“再生”。也许笔者愚钝，理解得了“意义表达”，但理解不了“意义再生”，因为再生或指死而复生，或指有机体受损后的重新生长，或指废品经加工后恢复原有性质，成为新产品。即使把“再生”作为一种比喻用法，笔者也理解不了，因为比喻要以事物间的相似作基础，但笔者看不出翻译中的意义表达与死而复生、有机体受损后重新生长、废品变为新产品有什么相似之处。

可见，新定义不但不是什么对翻译难题的破解，与传统定义相比，由于它的表述不准确，不清楚，反而是从有科学性到无科学性的倒退。

时至今日，除层出不穷的名词术语，进口的和本土产的这个论那个论，我国的翻译理论界并未发现什么新规律，也没有出现权威著作，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甚至出现从有序到混乱、从有科学性到无科学性的倒退。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学”喊得越响，越证明存在浮躁情绪，缺乏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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