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努蒂和斯皮瓦克不仅从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关系出发，也是从文化内部的主从关系出发思考差异性。作为少数族后裔，他们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地位关系，而中国的后殖民批评的核心是本土性而不是反压迫，或者说只反第一世界的话语压迫而不反国内本土的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压迫。实际上，强势文化的殖民必须深入民族文化内部，通过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间关系的变化才能实现，即只有当民族文学处于弱势，文学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重构民族文学时才能实现。“五四”运动后，文言从汉文化的中心走向了边缘，而白话则从边缘走到了文化的中心。汉语的欧化首先是在文学翻译中实现的，其主导地位的获得固然有其历史发展根源，但西方强势文化的背景为其提供了强力支持。借助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欧化的汉语很快在汉语文化内部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并打败了传统古典文学的载体——文言。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文言的批判与对欧式语言亦步亦趋的模仿同时进行，主动完成了文化殖民化的过程。由于外部的殖民与内部的殖民勾结在一起，欧化汉语从中西文化间的接触面走向文化的中心。不同文化间权力的斗争转化为文化系统内部的符号权力的斗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不平等转化为文化内部主从权力关系的存在。

相应的，对文化殖民的抵抗也应同时在文化内部进行，防止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化建设潜在破坏。“拼贴”既是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抵制策略，也是颠覆内部西方文化买办话语权的方法。它把文言与欧化白话拼贴在一起，目的不是要和“五四”先贤一样用一种话语形式替换另一种，用一种宏大叙事模式替代另一种，用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取代另一种，而是承认两种话语形式可以同时存在，消解了总体 性叙事范式的存在可能，否定了二元对立的不平等关系。把文言与欧化的汉语“拼贴”在一起也可揭示文化内部权力斗争的存在，说明这种斗争与外部强势文化介入间的关联。它有意识地把文言与欧化 汉语区分开来，不仅强化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也突出了民族文化内部主导与从属地位的文化间的界限，彰显了文化内部的不平等关系，给居次要地位的文言语体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欧化白话创造了 机会。“拼贴”的策略突出了汉文化内部欧化白话与文言间的差异性，是译者对民族文化所处位置的主动选择。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深入语言策略与权力机制的关系中，抵制外来的以及内在的文化强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灭文化殖民过程中权力由外向内的转化变形机制，彻底清除一切文化霸权的存在。译者应当把文化外部的或内部的权力话语当成自己挑战 的对象，随时调整自己的位置，使自己永远处于文化霸权的对立面，而不至于成为权力的同谋或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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