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主要内涵有：（1)接受本土文化的检验，如经历“反证、反诘、旁证、自证、或是自明”的过程；（2)改造与适应本土文化的嬗变与发展需求；（3)促进与改造本土的文化；（4)融入本土文化，并带来本土文化的整合与社会文明的提升。

对自身文化来说，其他文化永远不会以与之完全吻合的面貌出现，这样的跨文化交流中自然蕴含着更新自身文化的契机。倘若在跨文化语境中任凭自身文化的“前判断”(pre-anticipation)或“理解的盲点”(the blind area)发挥作用，那不仅会坐失发展的良机，而且连目标文化本身的意味也无从获取。所以，超越自身文化的界限，变通或更新自身文化的“前判断”是跨文化交流义不容辞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也只有跨文化交流才能够有效地赋予这样的契机。众所周知，作为西方启动其现代化进程之重要文化准备的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中国儒家思想的启发，而在中国本身，儒家文化却没有明显将人们引向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之路。从跨文化角度来看，文化尽管有其共享维度，即一种文化的价值能 够被另一种文化享用，但这种共享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由跨文化理解的误差形成的变异。绝对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是不存在的。不要把西方某些宝贵的观念断定为普遍的权威，而是要把它们看作某些特殊的或地方性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交流中，不能将另一种文化的可共享性简单地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而只能将之视为有待本土化的适用性。如今，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也应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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