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子才，顺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闻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一曰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亲 有一、二种，为北方所无。马欣动，即刻治装，从客至金陵。《聊斋志异▪黄英》

上述三例不仅说明英汉语篇在第一大语篇特征上存在的差异，而且说明两种语言意向性和可取性的不同。意向性和可取性分别指作者造文的意向和态度和读者领悟的程度。为什么会存在种种差异呢？究其原因，恐怕得追溯到两种语言的文化源流上去了。

众所周知，西方语言都是严格受形态规定制约的“形合”语言，即以形摄神。而汉语则是形态制约不太严格的“意合”语言， 往往以神统形。语言表达形式的中西差异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的文化精神以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为基础，人们用清晰的逻辑学、数学、几何学等方法认识自然。这可以说是一种静中求真的科学文化精神。而中国文化精神主张精神的绝对实在，一切外象则归于虚设，于是在“神”的诱导下调动语言、艺术等手段，来驰骋主体意识，强调“气韵第一”,“用笔第二”。

因此，在英译汉时，特别是翻译文史哲方面的著作时，前辈 们很提倡"神似"论和"化境"论。而在汉译英时，恐怕首先要 解决的是"以形统神"的问题了。通过上面对两种语言的语篇形 式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语篇的语义接应是语篇这一语言单位的深层结构，是确保语篇性的首要因素，所以是语篇语言学中的一个中心议题。在一个 语篇中，概念和关系相互衔接，相互关联，组成一个网络结构。中国人写文章强调文章的脉络，如刘勰所说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等等，也都是指概念和关系组成的网络结构。这里，概念说 到底究竟是什么呢？语篇语言学家们认为，概念就是人们心灵中 可以连贯地复现或活化的知识。人们的知识结构是在社会实践中 形成的。无论是语篇的作者还是接受者，都凭着知识复现和活化 来接应语义，实现思想交流，也就是必须按语义接应的规律实行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