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是读者，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一般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欣赏口味跳读、查读，对原文进行随意的具体化。但是译者解读原文是为了译本再造，因此，译者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译者是译文文本的创造者，新的信源。尤其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更是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这是因为，首先，文学文本具有召唤性，即文学文本除了确定性之外，还有“空白”，这些空白留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和机遇，促使读者以自己的经验去填充，弥补这种空白，使不定点得到确定。另外，文学语言是普通语言的功能变体，是对普通语言的变体化使用，即一种超常性和反常性使用。文学文本不是以概念的形式诉诸读者的理性，而是以意向，情感的形式诉 诸读者的直觉。而读者再通过联想，想象等方式将这种直觉导向再 创造，从而充分说明了读者和译者的主体主观能动性。然而，需要注 意的是，想象不同于联想，它并不只是局限于形象性而是基于原文的总体框架和意蕴，而产生出更大的创造性，它可以使原文的片断变成整体，使部分变成圆满，空缺得到填充，不定得到确定。因此从总的方面来说，应更具有创造性。在翻译中，任何文本都只是提供了一个图式框架，这一框架中的空白部分都需要译者具体化。译作是译者对原文具体化的结果，而译者的具体化操作与译者的心态是息息相关的。换言之，译者是一定文化中的译者，他的心态（文化取向）直接决定了他对翻译的态度。

郭宏安区分译者的三种心态:高于原作的心态，与原作平等的心态和低于原作的心态。这三种心态从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三种翻译观。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其翻译观的差异是造成译本语言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译者采取第一种心态，“就会采取俯视的姿态，认为原作不甚符合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标准，句子过长或过短，结构显得怪异，词汇也不如想象中那么丰腴华美，他试图在译文中予以补救或美化，进行所谓的‘文学翻译’。他想象原作者若用译语进行创作，当会更美。于是，他就用一系列美的词汇来翻译他认为不美的原文中的词汇，他把原来过长的句子截短或把过短的句子拉长，任意改变句子的结构，他甚至为了审美的目的而对原作有所删减，例如把作者暗含 的意思挑明，把原文中极具特色的明喻和暗喻换成译语民族习见的比喻”。若采取第二种心态，译者则“会采取平视的姿态，仿佛两个朋友，执手相对，一言一语，一颦一笑，都在对方的心理引起同情的理解，达到心心相印的程度，就是说，译者完全融入原作。”若采取第三 种心态，“就会取仰视的姿态，仿佛面对大师，有一种谦虚和崇敬的心情。你得尽心地去理解和体会，理解其含义，体会其风格，然后才会 想到如何用译语加以传达。理解当然是理解原作说了什么，还要理 解它是怎么说的。如果是一部名著，它就存在着多种阐释的奇能性。 作为译者，他就要把这种可能性表达出来，而不是用自己的阐释排斥 其他的阐释，固定或限制读者的想象力。”

“髙于原作的心态”便会使跨文化交际变成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外翻译史上不乏此种例子。古罗马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认为译者高于原作者，译作高于原作。昆体良主张与原作竞赛,有时还可以对原作进行改进。菲茨杰拉德给他的朋友科维尔的信中，谈到了他翻译波斯诗歌时的那种高于原作的心态，“完全随意地翻译这些波斯人的诗歌，给我很多乐趣，（我想)他们不是令译者却步的大诗人，而且确实需要一点艺术加工。在这句话中，我们看到的是译者与波斯人之间的关系。在菲茨杰拉德看来，他所译的波斯诗人并不能令他却步，意思中含有这样一层，诗人并不值得尊敬。 不仅如此，菲茨杰拉德还认为诗歌并不完美，需要加工。于是译者菲茨杰拉德便有理由对原作随意翻译。”哲罗姆曾宣称，“译者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视为囚徒，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入自己的语言之中”。有人说此语有“罗马皇帝”的气概。对哲罗姆来 说，他与原文文本竞争，目的在于取代该文本，因为译者有能力、有权力使译文比原文更好。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用中文翻译科学作品，如果说不如用英 法等西方文字准确的话，翻译文学作品，提出文学翻译理论，却是可以胜过西方文字的。”可见，他不满足于与原作者平起平坐，他的雄心壮志是“与原作竞赛”，充分发挥汉语优势，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elle
mourut翻译成“魂归离恨天”,把J'aime l'ombre 翻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