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翻译中引入这对概念有何意义呢?

我们引入这对概念，旨在说明从原文到译文，从能指到所指，主要是靠译者这一主体的精神活动得以实现的。因此，译者的个人因素在再现原文信息的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但是，语言符号存在的基础是人的心理，而每个人对语言的心理体验都是不同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形是常有的。在艺术性的翻译中，这种“见仁见智”的现象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还体现着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科技翻译中，这种现象却是极为有害的，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中医翻译中，译者应将自己的精神活动集中于上下文这个语言符号的联结体中，出发于能指，归结于所指。而不应在能指的境界中充分地展现中医语言模糊、岐义及交叉等有碍信息交流的特征。

我们在翻译中研究能指，是为了标示所指，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目前中医翻译中的许多问题，如解释不清、概念不明等多是由详者颠倒了能指与所指的辩证关系所造成的。

然而在中医翻译中要完全理顺两者的关系，并非易事。我们知道中医的经典著作都是用古文写成的，而现代中医语言中仍保留者大量古文词汇，从而使能指与所指的辨析愈为不易，众所周知，我国的古文，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其意义往往含糊不清，可谓集能指之大成。对古文的理解是以句读为准绳的，而句读的基础又主要依赖于诙者的心理体验，因此各种所指性的解释也就应运而生了。医用古文也不例外。

但是同古文比较起来，中医语言自有其特点所在。首先，它记述的是一系列的客观事实，而不是海阔天空的畅想曲，因而其所指也应是客观事实。其次，它专用于一个理论体系，既然这个理论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描述它的语言也总是“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的，因此其所指也应是确定的。最后，历代医圣先贤对其都有精湛的诠注和独到的解释，大多数人的见解一般来说总是符合一定客观实际的。

所以，只要译者能本着严肃认真的精神，精研医理，是完全可以在译文中体现出原文的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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