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中国读者的这一多少让行内人感到意外的要求却恰好应了Venuti的论断。Venuti认为，通顺式(fluency)的翻译策略会掩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行为（Venuti,1995:20）。因此,他主张采用阻抗式策略(resistant strategies)，通过阻抗式翻译来反映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反对以“帝国主义式的归化”(imperialistic domestication) (Venuti,1992:13)来掩盖那些造成读者理解困难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其实，Nida本人也曾明确地表示过对文化翻译的反对，但同时他又恋恋不舍他苦心经营的功能对等论。在Nida &Taber的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ng一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在这部颇有影响的著作中，他一方面认为，好的《圣经》翻译不应是文化翻译，而应该是语言翻译(linguistic translation)；不能让译作读起来好像是自家邻近城市十年前所发生的事一样（Nida&Taber,1969：13）。所谓文化翻译,他的定义是：“为以某种方式迎合接受文化而改变信息内容的、和/或在译文中引起了原文语言表达中所并未隐含的信息”（o/c：201）。按照这一观点，“雨后春笋”似乎应该译成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rain才符合反文化翻译的要求。然而，他同时又说，最好的翻译应该读起来不像翻译(o/c:12)，这一观点与他一贯主张的读者同等反应论是一脉相承的，按照这一理论，“雨后春笋”还是得译成to grow like mush-rooms才会让英美读者读起来不像是翻译，这也正是Nida真正一贯的主张（见Nida,1993:121）。

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只能以客观的态度去面对它。文化与文化之间是要相互交流还是要互相蒙蔽，咱们的译文读者已作出了明确的表态。无庸赘言，交流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像上文所举的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和林纾译的《迦茵小传》，在涉及伦理文化这一问题上，是蒙蔽式的蟠译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还是交流式的林译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已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有学者就曾指出，有两本书导致了中国革命，其中一本就是冲击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林译《迦茵小传》（另一本是《茶花女》；见邹振环，1996：188)。这一说法虽可能有失偏颇，但它毕竟表明了文化交流在社会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交流还可以丰富目标语言。我们汉语中的词汇就有不少是来自于交流式的引进，英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按Nida的功能对等的《圣经》翻译理论来规定我们的翻译，那本着别人家有的我家都有的狭隘意识，见着“雨后春笋”，就译to grow like mushrooms,见着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就译“蜀中无大将，廖化充行锋”，那我们的语言中将不再有“鳄鱼的眼泪”、“武装到了牙齿”这样的进口语言产品了，我们的语言将从此断绝外来的营养。

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另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既有文化差异，就难以有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同等反应。因此，Nida的那种以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对称关系为前提的功能对等论以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读者同等反应论就很难成为一个严密的、让人信服的理论体系。

既然如此，“雨后春笋”又何必译成to grow like mushrooms,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 又何必译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可分别译成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rain, “盲人国里，独眼为王”，若担心译文读者误解或看不懂，加个注释言明个中究竟，一回生，二回熟，久而久之，即可更多地了解异族的文化，又可丰富目标语的表达方式。

当然，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是要视原著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有些文体(如文学翻译)的翻译除了要追求内容之外，还要追求“异国情调”和表现形式的审美价值，故原文表达方式中的文化因子不可轻易消解或置换，功能对等的翻译策略则主要用于处理语言结构上的差异；而有些文体的翻译（如科技翻译）只追求内容的准确和表达形式的流畅得体，并不在乎什么“异国情调”，对于这样的文体自然要以功能对等的归化式翻译为主，以求信息传递的有效和迅捷。

笔者不否认，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实际翻译中，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既不可走归化的极端，也不可走洋化的极端。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可能大家今天统一了思想，明天就在各自的翻译中将所有涉及出发文化的因素全都如实地体现出来。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接受状态和交际目的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换句话说就是，出发文化中的不同范畴和类型的文化因子在目标文化中享有不同的准入优先。就目前的翻译理论现状而言，重要的是广大翻译学者和翻译工作者能否认识到文化交流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这会直接关系到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策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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