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能对等的方式进行翻译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语言和文化差异给译文读者所造成的阅读障碍，但同时也造成了另一种障碍，即文化交流的障碍。功能对等式的翻译展现在译文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目标文化的文化标记，而不是出发文化的文化标记。换句话说就是用目标文化的文化标记来包装来自出发文化的语义内容。很显然，这样的翻译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原文失去其原有的文化身份。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翻译的功能是否仅仅是信息交流。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加以长篇大论的论证。翻译界在这一问题上早已达成共识：翻译的功能既是信息交流，也是文化交流，而从根本上讲，信息交流实际上也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那么，从微观上讲，将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 译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能算是文化交流吗?从宏观上讲，我们可以举哈葛德的爱情小说Joan Haste为例，该小说在本世纪初先由蟠溪子译出，取名为《迦因小传》，在该译本中凡有违中国伦理道德标准的男欢女爱的情节，特别是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节，均被译者“几费踌躇，几费勘酌”地“隐去”了（寅半生，1907)。于是，这部经过译者伦理归化的译作因尽合当时中国的伦理标准而受到了封建文人的热烈欢迎。几年后，林纾也将该作译出，取名为《迦茵小传》，在这一译本中，凡被蟠溪子刻意删去的那些情节均被如实地译了出来。结果，该译作和译者均受到了当时的封建文人的恶毒攻击，作品中无辜的女主人公被斥为“淫贱卑鄙，不知廉耻”，“情界中之蟊贼”(寅半生，1907)。若以功能对等论的标准来衡量，显然林译所引起的读者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不同，其反差之大远甚子蟠译，因此蟠译要优于林译。这一结论无疑是荒唐的。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只有忠实原作但却引起读者一片鼓噪的林译才是交流，而掩盖原文真相但却博得读者一片赞誉的蟠译，毫不夸张地说，则实际上是对译文读者的蒙蔽和欺骗。表面上看起来，我在这段里所举的两个侧子不属于同一类问题。其实不尽然。作为独立语言单位出现的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和作为小说出现的Joan Haste都是语篇。Joan Haste的两个中译本作为两个语篇，在涉及Joan Haste的形象问题上，用寅半生(ibid.）那充满封建意识的话来说，蟠译本的语篇宏观命题(macroproposition)是“清洁娟好”，而林译本的宏观命题则是“淫贱卑鄙，不知廉耻”：同一原著同一人物，在两个中译本中，被赋予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这与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的两种译文相比，从翻译策略上看，并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归化，一个洋化。

不懂外语的读者之所以要读文学译作，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译作来领略异族的文化。虽然归化式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另一需要，即阅读顺畅的需要，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伤及文化的交流，无意之中蒙骗了译文读者。殊不知，被蒙骗者总有一天会知道事实的真相，例如，刚学英语时，老师告诉我们中国的“龙”就是英语的dragon。然而，我们终究会知道那喷着火吐着烟长着翅膀（不是像天使的那种洁白的羽翅，而是像蝙蝠的那种肉翅)的撒旦式恶魔dragon无论从外形上，还是从寓意和象征上，都与中国的“龙”相去甚远。也许，从动物学的角度上看dragon和“龙”有着类似的渊源，都源于爬行类动物家族。然而，动物学上的渊源和文学及文化上的意象毕竟不能同日而语。曾经有学者就振振有词地考证，中国的“麒麟”就是英语的unicorn。幸亏西方神话中那顶着根尖角的白马被早早地译成了“独角兽”，否则，又不知有多少中国读者被误导。但在某些善用功能对等的诗歌翻译大师的笔下，“麒麟”已经西化成了unicorn。笔者认为，业已开放了的中国再也不会轻易地接受“龙/dragon” 式的误导了。其实，文学家们对于这类归化式的翻译早已深恶痛绝，著名文学家Nobokov在论及普希金诗歌的英译时就曾指出，在诗歌翻译中，除了“最生硬的字面翻译”，其他都是（对读者的）欺骗（Steiner,1975：241）。此语虽有失偏激，但针对为追求功能对等而不惜掩盖原文的文化身份的归化式翻译而言，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Nida认为，翻译要以读者为服务中心。这一观点深受中国学者欣赏。但我们必须注意到，Nida心目中的读者（《圣经》读者）和中国大多数翻译工作者心目中的读者（非《圣经》读者）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阅读目的可谓是大相径庭。不久前，由许钩先生(1996：88-100）发起的有关《红与黑》的读者调查就表明，中国的文学翻译读者希望读到原汁原昧的外国文学译作，而不是经过译者刻意归化的、中国味十足的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