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是英国启蒙运动时期最著名的古典主义诗人，同时还是著名的批评家和翻译家。1711年蒲柏发表了《批评随笔》(An Essay on Criticism)，一举奠定了著名批评家的地位。蒲柏十分推崇贺拉斯的理论和创作，认为那是诗歌写作的典范，蒲柏本人十分擅长英雄双韵体诗歌形式，《田园诗集》（Pastorals,1709）便是其年轻时期的代表作。蒲柏古典主义的审美立场促使他投身于古希腊作品的翻译。自1713年起，蒲柏开始翻译荷马史诗，1715年《伊利亚特》（Iliad）第一卷的四本出版，五年后的1720年，他将整部史诗翻译完毕。后来，他又和另外两名译者合作，给《伊利亚特》译本作注，同时还把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翻译成英文，并于1726年出版。他的这些译本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赞誉，翻译也成为他文学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就。

到了19世纪，即文学史上所谓的浪漫主义时期，英国译坛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翻译家，其中包括卡莱尔和加尼特。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讽刺作家、历史学家、评论家和翻译家。他年轻时期在爱丁堡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毕业后曾回到家乡，后来又重返爱丁堡大学，并对德国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卡莱尔本人深受德国超验主义的影响，曾发表过一系列相关论文。他深入研究了德国文学和哲学，并将它们翻译成英语，其中就包括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以及席勒的剧作。卡莱尔的翻译将德国文学介绍到英国读者面前，他的译作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在德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其他代表作品包括《衣装哲学》、《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和《过去与现在》等。

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英译的主要翻译家，也是最早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译介到英国的翻译家之一。中学毕业后，加尼特靠政府设立的奖学金资助上了剑桥大学，与一群来自俄罗斯的流亡者有密切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自学俄语。1893年，加尼特远赴莫斯科，与当时俄罗斯的很多作家都有过接触，从此毕生投身于俄罗斯文学的英译事业。她翻译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除上述三位外，还有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果戈理等重要作家。她翻译的重要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决斗》、《契诃夫小说选》、《父与子》、《赌徒》、《白痴》、《死亡之屋》等。加尼特一生共翻译了70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她的译文行文流畅自然，可读性强，风格独特，因此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她同时期的英国作家像康拉德和劳伦斯都对她的译作表示赞许。直至今天，加尼特的很多译本仍然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学的标准英译本。

纵观近代三百年英国的翻译状况，人们可以发现，随着教育的普及，能读会写的人大大增多，加上印刷出版业的进步和发展，大众读者的兴趣已经不再局限于宗教典籍和古典作品了，他们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尤其是同时代的作品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们也很关注流行小说、游记和历史传记等各种体裁和风格的作品。与此同时，英国译坛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最明显的在于，18世纪之前，英法文学间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到了19世纪，英国和德国文学间的交往逐渐增多。另一个变化是译者的身份趋于多样化。译者中有的是以翻译为职业；有的仅仅将其视为一种业余爱好；有的本人是作家，翻译只是他们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还有的是身在学院，以教书为业，翻译则是他们学术生活的一部分。1不同的译者身份带来了翻译方法的多样化以及翻译对象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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