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对语言最严重的误解，大概就是以为语言是一种工具（例如刀、锤子）——外在的、有待人去掌握的东西，或是一种设备（例如电话、衣服）——可以选择随时拿来用，不用时丢开。

于是，大家学外语时以为要去掌握另一种工具或技能，用来描述一个自己早已认识了的世界，表达早已存在了的心意。大家要求翻译工作用另一套符号表达出“同一个‘意思’”。结果，学外语和做翻译工作方向和方法都错误，事倍功半。

上述那种误解的主要问题，在于把语言与人生的世界分开来看，假定先有了思想主意、人先认识了世界，再找语言来描述表达。大家以为思想是一些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东西”，才会要求翻译工作用另一种语言（不同形式的工具）来表达、传送、代表。如果我们用什么“信”、“达”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翻译工作的成败，马上坠入了上述语言工具观的陷阶，从此继续在陷阱里兜圈子，不知所云。

相反，我们一旦明白了人类语言那种不自觉的本质，眼界截然改观。所谓“不自觉”，就是说人类与语言并没有工具使用者和工具的关系，人类从来未曾主动创造过语言，而是自小一开始懂事，已经给它控制着。语言一直是“做人”的一部分形式，为人呈现世界。

语言这种呈现世界的作用不是近年哲学家的什么新发现，上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现代语言哲学之父洪堡（Humboldt)早已指出过：字与意念是互相依赖的，由此我们可知语言并非代表一种早已为人所知的真相的媒介，而是发现先前未知的事实的媒介。各种语言的分别不在于声音符号，而在于对世界的看法。洪堡的语言观，开展了本世纪的“种族语意学“潮流，启发了后世许多语言学家思考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是他还是把语言当做“媒介”，结果仍不免不结论说语言造成了难以跨越的文化鸿沟，把语言的关系看成主要是文化的问题，忽略了语言在人生之中的真正重要角色。

一百五十年后，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加达马（Gadamer)提出了整套语言理论，反驳前述那种说法，指出它太着重语言的形式与结构，忽略了语言的真正存在方式——以对话为主的传意过程。在对话里，我们绝少关心到语言本身，而是不自觉透过语言谈论、描述世界，语言其实是一种非常不自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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