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又进一步指出，译者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受其记忆和美学观的影响。译者“往往采取一种悲观的策略，不愿意接受那些价值上超出自己语言或美学标准限度、甚至可能引起读者不快反应的解决方案”。在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译者会下意识地采用“最小最大策略”(minimax strategy)，即以最少努力达到最大的效果。

列维的“翻译是一个作选择的过程”这个观点是对翻译过程研究的重大突破，凸显了译者的权利与责任，对他同时期以及以后的研究者都有相当的影响。霍尔姆斯将列维的翻译选择阐释为“遭遇”(confrontation)与“解决”(resolution)双平台模式，指出翻译过程中进行着连续选择的译者，不仅面对着源文本，头脑中还要勾画着译本的蓝图，因此翻译就涉及语言、文学传统和文学互文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Homles,1988:35）。威尔斯（Wilss,1994）也对列维提出的选择进一步进行了完善，指出译者的选择要同时考虑宏观和微观语境，选择还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译者的认知体系、知识结构、与委托人或原作者对译作具体要求的认同感以及对文本的熟悉程度。图里（Gideon Toury,1996）则发展了列维的概念和观点，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尝试描述译者每一步选择背后的各种规范。目前一些学者（Krings，1986）还采取有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s）的实验方法进一步探讨译者翻译过程中的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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