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与词语“差异”(difference）发音相同，拼写上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它既指空间的差异或区分，又指时间的延期或推迟。通过这种见于文字、却又无法在言语中表现出的差别，德里达试图瓦解西方传统中言语优于书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向存在的在场幻觉提出质疑，进而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播撒”是“延异”从它的拉丁文词源（differe）中生出的另一含义，指意义仿佛是播种人播撒种子，漫撒在四面八方。于是，每一次阅读都只是对种子播撒后“印迹”的追寻，每一个意义的产生都是延异的结果；而“印迹的游戏”(play of the trace)进一步表明德里达对翻译性质的认识。“印迹”通常意味着一个不在场物表现出来的符号，是它在自己曾经在场过的地方留下的符号。“印迹的游戏”不存在实体，如果试图抓住它，印迹则播撒、分解、蒸发。由此，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关于意义是单一确定的概念彻底瓦解，而翻译就成了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总是在其可能表现的范围内体现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异”。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因为不存在“中心”，即原文确定不变的意义)，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通过播撒、印迹、错位、偏离，原文语言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原文的生命得以生生不息。

德里达，包括其他一些解构主义理论家，如德曼等，都是从探索语言本质的角度来谈翻译，并借助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其哲学思想，所以他们并不提及具体的翻译原则或方法。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运用解构的方法探讨了翻译中的具体问题，美国学者韦努蒂是其中一位著名代表，他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展现了原文或译文的不连贯状态、以及译者如何卷入文化生产中，并借此创建了对文本背后权力关系的批判分析。他在重新认识翻译中的不平等关系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自己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他反对译者采用过于流畅的风格，因为翻译中的文本都是混杂性的文本，而译者这样做就会掩盖这种混杂性，抹杀原文和它的译文的转换性和政治性。他还借用Philip Lewis的“滥用的忠实”(abusive fidelity）概念，主张“忠实”于原文的语调和语旨，但“滥用”译语文化的文学规范，从而使更多的异域文化成分得以进入译语文化。

还有些学者借助解构的研究途径探讨翻译中的政治权力问题或性别问题，在解构主义影响下逐渐发展了后殖民翻译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如尼南贾纳以解构的方法揭示殖民统治与传统翻译“忠实再现”观念之间的共谋关系——殖民话语方式建立在现代与原始、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文化与自然的一系列对立之上，它们通过翻译被“自然化”、“非历史化”，从而构建了殖民主体，翻译因此沦为殖民化的工具。尼南贾纳据此提出翻译中的干涉主义策略；而巴西学者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将翻译视为一种食人行为，一种解除殖民主义余孽的武器。他提倡食人隐喻意义上的翻译，旨在颠覆原作/宗主国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殖民地国家文化进行输血，提供精神养料。格达德（BarbaraGodard)、巴斯奈特等人则关注翻译中的性别政治，她们运用解构的策略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男性/原文权威形成的过程，提倡翻译中的“妇占”(womanhandling）策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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