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是翻译研究派（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英国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英国和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其主要著述有《翻译研究》、《比较文学导论》以及与勒菲弗尔合编、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等。她的两篇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则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收于《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一书中。该文首先回顾了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于1990年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即“翻译研究已经超越了形式主义阶段，开始考虑有关语境、历史和传统的更广泛的问题”。巴斯奈特认为，直至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仍然只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或文学研究的从属部分，在新发展的文化研究中没有地位。翻译研究的术语和观念都极为陈旧，所谓研究不过是一些价值判断式的批评语言。而1976年的卢汶会议标志着翻译研究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研究多元系统理论的以色列学者和低地国家学者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第一次聚到一起，提出翻译学学科的新定义，拒绝了过去将翻译研究仅仅局限于价值判断的定位，以及把翻译研究仅仅局限在文学研究或语言学研究框架内的做法。在此后的10年内，埃文一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主导了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发展。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加拿大、印度、巴西、拉丁美洲的翻译研究则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考察与翻译有关的意识形态问题，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尼南贾纳等，他们并未将多元系统理论作为研究起点，而是从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视角进行翻译研究。

伊斯托普（Easthope）曾将文化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重要的阶段：60年代的文化主义阶段、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以及近20年来的后结构主义/文化唯物主义阶段。本文认为，这种阶段划分方式不仅概括了文化研究的变化过程，也同样适用于近20年来的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当中，文化主义阶段的学者有奈达（Nida）、纽马克（Newmark）、卡特福德（Catford），他们试图进行文化的思考，探讨如何定义等值等问题。不过，这些翻译研究的早期“文化主义者”所使用的术语来自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学视角，而并非来自文化研究的视角。多元系统阶段则可被认为是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阶段，而在新的国际主义时期，文化研究转向社会学、人种学以及历史学和社会学，作者将这一程序称为“跨文化转移”。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相遇，并非偶然，因为两者有不少相关之处。

首先，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翻译研究也是如此。两个领域的研究都质疑学科的边界，而且都开创了自己新的空间，具有很大的产出潜力。

其次，早期多元系统理论强调文本在目的语境中的命运，原文文本地位的问题可以置于一边。但随着研究的扩大，翻译学者开始考察过去边缘化的领域。文化研究也有类似的潮流，其早期工作倾向于挑战性和颠覆性，强有力地反对经典文本研究的概念，并强调和突显流行的东西。

最后，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都是权力关系和文本生产。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实践者都认识到理解文本生产的操纵过程的重要性。

巴斯奈特最后总结说，就整体而言，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这两大重要的跨学科研究之间存在着许多同步之处和重叠空间，两个学科的学者可以在很多领域进行更富有成果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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