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相当数量的成对“问题+解决方式”所确立的类似的成套关系是相互制衡的，将最终产生出与所研究的整个语料相关的翻译关系的等级，不管它是一篇文章，一组文章，或者甚至是从文本一语言整体中抽取的限定的翻译现象(正如我们对作为“解决方式”的成对近义词的讨论）。至此，必须要引入“翻译对等”的概念。

这里用到的“翻译对等”的概念与现在通行的翻译对等的概念不同。这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建立在这样或那样不变成分基础之上的单一的译文一原文关系，而是一个功能一关系的概念，就定义而言，这种关系（或是一套有序的关系)在特定的译语的社会一文化环境中区别了翻译和非翻译作品，也就是以译语的社会一文化环境中的掌控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生发出来的规范作为考虑因素，区别了充分和不充分的译例。

因此，可能服务于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整套关系都具有潜在对等的功能；这一概念的位置处于学科的理论分支。在某些观察到的现象中，这些潜在物中的任何部分有时都可能发挥区分性因素的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拥有的实际(或实现了的）对等，其恰当的位置当然就是在DTS的领域当中。最终，那些提出来作为对等的关系，无论是由于何种原因，出于何种目的，都属于翻译研究应用分支的范围。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等的概念本身没有什么重要性，而且无论是在DTS研究当中还是其基础理论当中，此概念无论如何不该被看作是无所不包的。之所以在描述性研究的过程中确立这个概念，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手段，也就是说，只因为它将来能进一步在研究中派上用场。它最有可能被用来作为整体翻译概念的基础，而这一翻译概念又是整个研究实体——哪怕只是在半有意识，甚至完全无意识的层面上——的基础。它也可能用来尝试重建翻译程序，这一概念正是在翻译程序中逐步得到实现的，体现为各种类型的约束以及在这些约束下进行决定的过程。最终，这一翻译概念可以解释整个翻译关系的网络(其顺序和发现研究相反），个别成对的“问题+解决方式”(例如，在翻译对等的主导规范之下再现出实际的翻译单元)，以及使翻译解决方式成为(表层)翻译现象的文本一语言再现。

显然，在原文中找寻希伯来译文成对同义词的对应成分，不仅会发现单纯的转换，还会从成对片段的成分中获取译文—原文的种种关系。

在少数例子中，成对的（近似）同义词可以解释为试图从指称意义的层面上确立翻译对等，作为一种“hendiadys”(使用语义范围并不相同但有交叠部分的单词来表示交叠部分的领域，参见 Beeston, 1970:112）。在意义载体的层面上，这种处理方式以两种不对等为代价，也就是说，语言手段及其所承载信息的一部分不对等，而译文作为希伯来（原文）文本中的成员，可接受性也较低。对“hendiadys”的解释，也同样用于阿拉伯语的翻译（Somekh,1975:6-7;1981）以及从梵文到吐火罗语的翻译（Aalto, 1964：69）。然而，在现代希伯来文翻译的例子当中，这种例子之罕见本身就似乎是最好的解释（如果说不是唯一的解释的话）。成对同义词和它们的原文对应成分之间展示出来的极其多样的关系，特别是这些关系的不规则性，使得你会作出这样的假设，即这一方式的频繁使用根本就不是以保留某种不变的语义为基础的，它不是一个由原文所主导的考虑，而是由译语语言或译语文学的规范所导致的。

导致大量使用成对(近似）同义词的规范可以描述为所谓“地道希伯来语”的规范，这一规范被大力推崇，到了毫无限制的地步。将一种相当边缘的特质中心化(现在又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了)，对早已过时而且在译语系统中心几乎消失的规范进行强化，这正是边缘行为的特点，也是翻译在译语系统中经常所处的地位。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描述研究甚至可以导致更普遍的假设，即这一策略可能是一个幼嫩或“弱势”系统中翻译的普遍特点。有一些现存的研究，比如说Leisi的论文（Leisi,1947）,或是对14~15世纪德语翻译中这一方法的考察（Wenzlau,1906），或者是对19世纪阿拉伯文学翻译的尝试性讨论(Somekh,1981)，都实际已经暗含了这样一种假设。糟糕的是，这些研究是在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的，出于很多不同的目的（见上文第1部分），这使得他们的发现成果很难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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