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在结构上分为三部分。第一个冒号前的这一部分为主题句；中间部分是以人物视角模式叙述的祥林嫂的相貌；第二个冒号后的句子是总结句。应特别注意原文第二个冒号。按常规，冒号“是表示句子内部的比较大的停顿的，主要是用来提起下文或总结上文”（吕叔湘、朱德熙，1952：350）。实际上，原文第二个冒号后部分所总结的是“我”所观察的内容，而不仅仅是该冒号前的句子（“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

原文中间部分直接来自作者的医学和佛经知识。经典叙事学不考虑现实中的作者，故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指读者从叙事作品中构建出来的作者形象，或曰作者的“第二自我”（Booth，1983：71）。然而，这并非意味着隐含作者与现实作者毫无关联，作品终究离不开作家，隐含作者与现实作者也自然存在某些联系。申丹（2001：206）因此指出：“对后者的了解往往有助于对前者的阐释”。弄清上述问题，有助于分析话语的形成与翻译。

首先，作者曾经学医，原文的叙述者也像医生一样观察祥林嫂的面目（“脸上瘦削不堪”）、脸色（“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眼睛（“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鲁迅还读过中医典籍，包括《黄帝内经》，他的行文直接反映了该书相关内容。鲁迅（2005c：14）于1925年1月17日在《京报副刊》发表《忽然想到（一）》一文，当中提到《黄帝内经》：“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这说明，鲁迅熟悉书中强调的诊病方法，即“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赫易，2011：43）。

此外，祥林嫂手里拿的拐棍，下端已经开裂，表示其即将失去外部唯一的支撑而终了一生。用《黄帝内经》中岐伯的话形容，其状则为：“人忧愁思虑即伤心”，进而“人气天气同虚”，然后“神明失守。”“神既失守，神光不聚”终致“暴亡”（赫易，2011：202）。这样一来，站在叙述者面前的祥林嫂完全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其次，阅读佛经也直接影响到作者的描述。鲁迅从1909年7月自日本回国就开始研究佛经（王士菁，2012：113），并多次在日记里提到自己购买的佛经。鲁迅亲近佛经有多种原因：（1）母亲信佛。他在1914年7月29日的日记里特别提到自己为母祝寿而往南京金陵刻经处汇款：“拟刻《百喻经》”（鲁迅，2005e：126）；（2）章太炎的影响。章“主张以佛法救中国”（许寿裳，2008：209）。鲁迅喜读佛经，是因为许多佛经包含深刻的人世描写与人生体验，这为其创作提供了灵感和方法。以上对于祥林嫂的描绘，便有佛经描绘的乞丐形象的影子：“强像人形，状貌甚丑。衣被弊坏，单空独立，不蔽形体。乞丐生活耳。饥寒困苦，面目羸劣，不类人色”（支楼迦谶，2006:11)。

总之，译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参考英语段落的内部结构来适当安排译文段落的内部结构，包括把原文第三部分设计成结论句。鲁迅对于使用西式标点来断句已比较娴熟，但偶尔会感到棘手，曾在《点句的难》一文中说明断句之难。因此，在英译原文时，第二个冒号应改为句号，否则原文的第三部分就会变成“我”看到祥林嫂拄着竹竿而得出的结论。因此，杨译（包括之后修改过的译本）在此处依照原文而用冒号是不妥的；（2）原文中间部分用第一人称人物视角模式叙述，叙述内容和顺序均以“我”的眼光的移动而进行，因此相关部分以及各个子句的翻译均应参考眼光移动的时间和空间顺序。例如在“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这一部分，“我”先看到竹篮，接着看到竹篮里的“一个破碗”，然后才看到“破碗”是“空的”。可见，姚与Lovell分别译成an empty bowl和a cracked,empty bowl,虽然精炼,但未再现眼光的移动顺序。而且，姚译漏掉了“下端开了裂”这一信息。相比之下，Lyel1在上述几点上处理得比较妥当。译本在模仿纬度存在欠缺，势必导致其主题与前面分析的潜文本存在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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