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名》（On the Name）一书中说“让我们用些时间做一次迂回”，并在其著名的《圣经》解读文献《巴别塔》（Des tours de Babel）一文中语带双关地将“des tours”（复数的巴别塔）指向détour（迁回）。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gois Julien）将其著作命名为《迁回和进入》（Le Détour et l'Accès),旨在用中国的东方智慧反观希腊的西方哲学，在遥远的国度进行意义微妙的旅行，借以回溯到西方的思想。迂，避也；回，转也，迂回是绕道，是一段远程，“迂回”和“直达”暗含着“近”与“远”、“直”与“曲”的辩证矛盾。正如米兰·昆德拉重新估量巴门尼德的“轻”与“重”而进行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哲学思辨，“迂回”（detour）一词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中不再以“直达”的反义和负面形象示人。自我是否依然是笛卡尔先验自明的“我思”，自身到自身的最短途径是否如海德格尔般放弃方法论，直接从本体论的角度将“理解”理解为此在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当这些问题被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提出时，“迂回”就进入了利科的哲学视野，甚至成为其反思解释学的关键词。

利科的“迂回”是在后现代主义瓦解主体的浪潮和笛卡尔“我思”遗产的道路之间为主体哲学独辟的一条蹊径。20世纪的西方哲学经历了从高扬人到否定人，从人的实在论到人的虚无主义的转折，人被拉下神坛，主体性轮番受到冲击而濒临瓦解，笛卡尔的“我思”被结构主义的“这是由我来说”替代，进而在解构主义的浪潮中法国哲学家福柯断言：“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面对主体性的日益没落，利科这位欧洲文化传统的天才代言人依然坚守着传统与现代、思辨与实证之间的中间立场，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了自己的主体哲学理论，并将其称之为“自身解释学”。利科认为，主体不是理解的最初范畴，而是主体哲学研究的最终范畴，无论“我”是经验的我，还是先验的我，“我”都是相对设定的，自我的统一不是先验自明的，而是经过反思迂回作用才认识到的。自我是在“与相同性的辩证关系中、在与相异性的辩证关系中迂回实现的”。利科明确表明：“我对‘自我反思’这个词是有怀疑的，这是由于我在解释学的影响下而远离胡塞尔的缘故。我一直是担心着从自身到自身的短狭循环（Je crains toujours le court-circuit de soi a soi）；在这种循环中，由于自身与其自身的绝对符合，经他者的中介成为不必要的。对我来说，反思是经过绕迂历史、文化，简言之，绕迂他者而实现的”。

利科从早期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而关注意志现象和人的自由，到20世纪60年代将解释学嫁接在现象学之上，提出文本的解释学，直至90年代《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的发表，都是在追寻主体如何达至自身的问题。晚年的利科将目光投向了翻译，将自己1997年在德国历史学院的讲话《翻译的挑战和幸福》、1998年在巴黎新教神学院公开课的讲稿《翻译的范式》和另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一种转渡：译不可译》集结出版为《论翻译》一书，专门阐明他对完美翻译、语言好客性、可译性/不可译性、普遍语言等论题的思考。从本质上看，翻译在雅各布森定义下的“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中的任何一个层面上都是主体经由语言、文本和符号的迂回与他者的相遇过程，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利科将翻译纳入其研究范围的意图，因为关于翻译的思考并非游离于利科的主体哲学和自身解释学之外的细枝末节，它本质上贯穿在利科的思想体系之内，甚至有学者认为翻译构成了利科作品统一性的迂回：从解释学经由翻译再度回归解释学，从而创造了从“解释学的翻译”到“翻译的解释学”的跨越，利科的思想也因此被称为“作为翻译的哲学”(philosophy as translation)和“翻译的哲学”(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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