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将影响翻译的因素分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前者包括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后者包括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据此，毛姆翻译研究不仅含涉基于语言、文学、译者的内部研究，也应当含涉基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的外部研究。

在内部研究方面，不仅可以从语言转换的角度对毛姆作品进行英汉语对比研究、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还可以展开对译者翻译过程与翻译选择的考察。译者研究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某一作品的多译者比较研究，单一译者研究和对不同时代语境下的译者群体的研究，如“比较不同译者在还原原作信息、把握译作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异同 ” 。以长篇小说为例，毛姆1915年出版Of Human Bondage一书,中国大陆已有张柏然、徐进、黄水乞、斯馨、贾佳、杨晓珺六个译本，台湾地区也曾出版过多个译本（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林宣、叶天生，1953；孟祥森，1978；陈志文，1983；宋田水，1984；唐玉美，1988；方达仁，2001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译者的译本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分析所得数据和结论，可以较充分地揭示文学翻译过程中的理解、表达、阐释与创造，研究结果能够给文学翻译教学和文学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启迪。

在外部研究方面，毛姆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可以纳入翻译文学的宏观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进行考察。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多种多样，具体包括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可阐释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赞助人。毛姆作品在国内的接受情况受到不同时期诗学、意识形态和读者期待的影响，虽然由于作品本身的独特风格，与其他英美文学作品在中国译介不尽相同，却也能够通过其在中国的接受图谱反映出文学经典化的一般规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毛姆作品因鲜少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侧重对于人性的剖析，译介之初因而并未能引起太大反响。“五十年代，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中国中断了对这位作家的研究和介绍”，70年代末，“我国《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学刊》等杂志和有的出版社先后翻译发表了毛姆的一些短篇和长篇小说，毛姆这个一度被遗忘了的作家立刻引起了读者们更强烈的兴趣。”而到了80年代，“毛姆已成为中国读者所喜爱的若干个外国作家之一”。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社大量推出毛姆作品，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意识形态解放，另一方面则与毛姆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密不可分。毛姆作品故事性强，语言简洁、含意隽永，充满对成长、宗教、爱情、婚姻、家庭以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对人性的剖析，迎合了我国读者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需求。该时期的毛姆作品翻译与出版热潮反映出一个可持续探讨的中西文学交融现象——“八九十年代是20世纪中国的又一个文学翻译高潮。改革开放给文学翻译带来了新的局面，文学翻译改变了过去那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首要、甚至唯一的选择标准的现象，而转为主要从文学角度来选择要翻译的作品。因此，过去长期被排挤在文学系统边缘位置的外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界特别重视的翻译对象。”

毛姆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比较集中地折射出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这些作品的翻译因此会涉及形象建构与身份认同的问题。毛姆早期作品洋溢着对东方和中国的向往和钦慕。在其自传体长篇Of Human Bondage中，作者辗转倾吐了这一心曲：“希望到东方去”，“东方的香气迷醉了他的鼻子。他的心随着对那个美丽而陌生的世界的渴望而跳动着”。毛姆曾两次游历远东和南太平洋诸岛，在中国游历数月，创作了多部以中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他的中国画屏色彩斑斓、意境朦胧，描绘了外国官员领事、教士修女、船长航员、商人、医生等在中国的生活状态，点缀着中国的风景名胜、城市乡村、客店烟馆的生活场景，也摹写了中国官员、学者、农民、苦力的人生百态。既是生动美妙的真实记录，又是虚构想象的误读之图。作者对中国文化“高度景仰和欣赏”，作品“露出了他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心”。“他来中国追寻的是古代的荣光，昔日的绚烂”，但“透过他那画屏上的古典中国，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文化优越感心理作用下的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