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读者是客体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客体就呈现出一种三维的复合结构体。文本读者也是我们过去比较忽视的研究对象。在翻译研究的新世纪中，我们应当给以充分注意，现在总结如下。

第一、文本读者是文本作者的期待对象。

即便是最孤独的作者的最孤独的独白都有一个他所预设的对话者，那就是他的读者。这个读者也可能正是作者自我的化身，但更可能是他的朋友、恋人、仇敌、伙伴、同路人、同道者，还有可能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作者预设的这个(些）读者，即他的文本期待对象，决定了作者的态度(attitude)。译者要把握

的，正是浸润在文本中的每一个字的态度。译者应该根据作者在文本中对期待对象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译文的行文体式、风格、体势、语句情态和审美选择。那么，所谓“态度”又是什么呢?

第二、“态度”是作者的一个取向参照系。

“取向”是“态度”的具体化，它是一个参照系，包括价值取向、心理取向、情感取向和审美取向。其中四个取向又有其次系统。例如，价值取向包括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行为规范等等；心理取向包括民族文化的、宗教信仰的、种族性别的等等；情感取向非常复杂，包括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它是“不可言尽的”(Foucault，The Repressive Hypothesis:1978)；审美取向，包括雅俗之分、文质之分、明暗之分、清雅与凝重之分，沉郁与高扬之分等等，实际上也是“不可言尽”的。可以想见，译者对原作者取向的分析是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而如果译者不能准确把握原作者的取向，则译者“纵然译之犹未译也”，因为他实际上没有完成翻译的使命。

第三、译者的取向分析不可能雷同。

由此可见，翻译的取向分析不可能人人咸出一辙。翻译可以由于对原作者及其文本的取向分析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行文体式、风格体势、语句情态和审美选择。即以价值取向而言，不同的评论家可能对原作者的取向分析完全不同。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例子，是扬雄和班固对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屈原“露才扬己”的贬抑（又：扬雄在〈法言篇〉中影射说“辞人之赋丽以淫”)。更荒唐的是，中国文艺美学史上最杰出的评论家刘勰，虽然表而上也批评了扬雄、班固的偏见，高度赞扬了屈原，却疏于楚文化的浪漫特色，指责屈原张扬“荒淫之意”(《文心雕龙·辨骚》）。我们可以从《文心雕龙》体式的安排看清刘勰对屈原的负面评价，完全是根据正统的孔孟之道：他将〈辨骚〉紧紧安排在〈原道〉、〈宗经〉之后，即以孔孟之“经道观”来衡量屈原，婉曲地附和扬、班的指责，出语完全不逊于腐儒。

而史家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很高。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取的正是屈原的浪漫主义情采。刘勰附和扬、班，可谓连徐师曾都不如。徐氏在《文体明辨·赋》中说“扬雄长于说理，而或略于辞；至于班固，则辞理俱失”。我们从这里得到的教益是：文本的作者不具有足以使文本读者决定取向的权力，文本一日离作者而面世，他就失去了支配文本的阐释权，一切就取决于文本读者的态度了：权力于是有了转移。这时译者应该看到，文本本身含蕴作者的态度，因而具有拒斥僭释的权力：译者必须尊重文本的权力。因此，必然的结论是：译者必须精于取向分析。由于译者对原作者及其文本的取向分析不同，必然导致对文本的处理原则的差异。于是问题的实质就显露了出来：即下面的第四点，也是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的一点。

第四、译者应当是原作者预设中的一名理想读者毫无疑问，理想读者并不是原作者“最顺从的读者”，他只能是原作者文本的最佳诠释者。这个诠释者是一位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总之是最具有翻译使命感的读者。他对于文本在历史观照下的意义和在现实观照下的意义二者兼容并取，孜孜不倦地探索和挖掘，并且深知这项使命是无穷尽之日的。

据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或重新认识很多传统的观念，寻找新的起点，迎接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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