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大仲马在中国出版的作品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苏后马丽惨史》（魏易译，1930，1933)、上海开明书店的《圣人和鞋匠》（张志渊译，1934)、上海启明书局的 《侠隐记》（曾孟痛译，1936，1940)和《续侠隐记》（曾孟浦译，1939)，昆明中华书局的 《炼狱》（即《基度山伯爵》，翟伊文译，1939，1947),上海文摘出版社的《基度山恩仇记》（蒋学模译，1947)

特別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早期参与介绍大仲马的译者本身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实践者。从较早译大仲马《嫁衣记》的《小说大观》为例，其译者包笑天、听鹂等人都是既译大仲马和其他人的作品，又进行小说创作，其创作的文风不自觉地受其译作的影响。较为明显的是曾朴，他不仅介绍大仲马其人其作品，也进行大量的创作。他的 《孽海花》、《鲁男子》或多或少都有大仲马小说的痕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 《孽海花》“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エ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鲁迅全集》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谓“结构 エ巧，文采斐然”，却恰是大仲马作品也有的特色。此外，茅盾也明显受大仲马的影响，茅盾曾为伍光建译的大仲马的名著《侠隐记》与《续侠隐记》作过校记，并写过《大仲马评传》以及评《侠隐记》译本之得失的《伍光建译〈侠隐记〉和〈浮华世家〉》等，尽管对他随意编造史实，把英雄人物理想化等缺点，作过许多批评，然而，对他的宏伟的构思与大规模地描写历史现实的气魄却是十分欣赏的。在茅盾的作品中，我们也可读到他大气的文风；而他的历史题裁作品又兼容并蓄了司各特和大仲马的长处。茅盾还把对这种借鉴学习的认识提髙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模仿或接受外国作家的影响要把握分寸，学习外国作品“有在风格上得了前人好处的，这是上品；下焉者，只在文字上写得几句小巧。有在题材方面从前人作品中得了一点暗示，因而开展他自己对于身边某一事件的注意的，这是上品，下焉者只剽窃了前人作品中的材料，而不用眼睛去观察……”（《谈模仿》，见《茅盾论创作》）

大仲马的作品从ー传入中国起就比较活跃，影响也日深，奇怪的是从1949年至1977年间他的作品遭到了空前的冷遇，这一期间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重印再版他的作品，更甭说推出新译作品了。有趣的楚，在“文革”中只有几部外国作品唱独脚戏时候，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却一度成为备受宠爱的作品。不过一度也被批为大毒草，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外国经典文学名著的汉译本。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这木共印刷了15次，印数已达108万册的《基督山伯爵》。这部小说就是1947年蒋学模据英译本转译的《基度山恩仇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将此书重印并打出了校样，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与读者谋面。许多圈内人知道这事儿，就向负责编辑这本书的徐德炎女士借校样看，在社内传阅，再回到徐德炎手里，这本校样已被翻烂得不成样子，几经周折后终于付梓问世，一下子就火了。用徐德炎编辑的话说广哎呀，了不得，那个时候，编辑部的电话不断，来要书的，来买书的， 把门槛都踏平了。好多读者写信来。有些读者非常的细心，比如在前几章提到的ニ百弗尔，在后几章这个钱数不符，这点毛病都来信提出来。”

此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李青崖翻译的《三个火枪手》（1978)，广东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分别重印了《基督山伯爵》（1979)和《三个火枪手》（1979)，江西人民出版社则推出郝运首译的《黑郁金香》（1979)。

80年代中国译界对大仲马的关注再度升温，除了以往几十年中出版的作品有多家出版社竞相再版重印外，新译作品也纷纷亮相。其中重版的译本不乏重新修订，甚至重译，有的作品还同时或先后出现多种译本。这ー时期新译作品有《二十年后》 (《三个火枪手之续集》，分別有周爱琦和傅辛译本）、《小侠隐记》（上、下，朱梁毅等和王莹等译述）、《阿斯加尼奥》（韩沪麟译）、《王后的项链》（上、下，王振孙、韩沪麟合译）、《双雄泪》（王振孙译）、《蒙梭罗夫人》（陈祚敏译）、《瓦鲁阿家族的玛格丽持》 (杨稼民等译）、《浪荡天才：大仲马回忆录》（白英瑞编译）、《玛尔戈王后》（有郝运、张英伦合译本和向奎观译本）。90年代出版的则大多为复译本，如马金章、刘福文合译的《杀手与侠盗》，韩沪麟、周克希合译的《基督山伯爵》，郑克鲁译的《基督山恩仇记》，郑永慧、陈祚敏分别译出的《蒙梭罗夫人》，郝运等译的《四十五卫士》，李青崖译的《三个火枪手》等。

新时期大仲马再度成为小说批评的热点，热点论争的缘起是柳鸣九在《光明日报》（1976年11月20日）上登载的《“彻底批判论”必须批判》和次年3月12日该报登载的郑克鲁作《江青和〈基度山伯爵〉》这两篇短文介绍了“文革”时江青酷爱《基》的现象，提出了这部作品该批判的观点。围绕这个问题，戈沙、金嗣峰、张英伦、舒英、 张成觉等一批文学研究者纷纷撰文探讨。这场论争持续了三年，反映了ー种新的小说观念的自觉与小说观念的创新，解决了如何用正确的视角看作品，小说的批评者就是接受者及批评的标准应是小说艺术的标准这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他们的文章总结道: 从《基度山伯爵》的重版看出了今天思想解放之一端，该书以前由于江青受到株连，而ー个解放的小说观念应该是在文学评价中，不可因人废文，也不可因文废人，凡有定评的中外作家有价值的作品，都是人类宝库中的瑰宝。综上所述可见，大仲马在中国的 翻译界，研究界和文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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