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又佐理雅各译《春秋》，撰《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为翻译之参考，还另撰论文5篇，其中两篇由理雅各收进译本《春秋》书首之序言中。这一译本于1872年出版，称为《中国经典》第5卷。在佐译《易经》时，王韬又撰《周易注释》供理雅各參考。《易经》译成，以《中国经典》第6卷出版。五韬最后佐译的是《礼记》，于是撰《礼记集释》。1882年英译本《礼记》万始出版，称为《中国经典》第7卷。像理雅各与王韬这样系统完整地合译中国儒家经典，并不多见。《中国经典》陆续出版后，在西方引起轰动，使欧美人士得以了解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民族伦理道德之根本。

继理雅各之后，1891年，英国又出r两种《诗经》译本。传教士詹宁斯（M. A. William Jennings)所译诗在汇成大集前曾陆续 刊登在香港的《中国评论》上。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翻译，第一次打破 《诗经》风、雅、颂的次序，改以诗歌的内容来编排，分为婚姻诗、 农作诗等17个门类。韦利通晓日语，他翻译时除了参考许多中西注释外，还吸取了日本的研究成果。在序言中，他比较了中日诗歌，认为日本诗歌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加深对中国诗歌的理解，同时还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古代诗与近代诗的联系。

高本汉（Bernhard Kartgren, 1889一1978) 20岁来华，逗留了三载研究中国语言、文物和先秦典籍，均有所建树。他治学态度严谨，服膺“读经必先识字”的成说，从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对《诗经》做了深入探讨。他批评中国传统学者常常妄生美刺， 穿凿附会，也批评了西方学者不解是非而袭用古人。他的研究方法是：不把《诗经》看作经书，不轻言“一声之转”，参照《诗经》 他篇和先秦古籍来确定字的真实含义，然后再由字义推句义，析篇义。其姊妹篇《〈诗经〉注释>(斯德哥尔摩，1946年）和《诗经》 英译(斯德哥尔摩，1950年），引起了強烈的反响，一致认为它们是《诗经》西播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参见周发祥《〈诗经〉在西 方的传播和研究》）

髙本汉在《诗经》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集中精力研究《书经》，于1950年完成了《书经译注》，高氏系统研究了中国历代学者关于《书经》的研究成果，然后对《书经》进行逐字逐句的译注。

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 A. Giles)曾在我国任领事多年， 对我国的旧文化有一定的理解和偏爱。他译过我国不少古诗文，编译有《中国文学瑰宝》，著有《中国文学史》。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兴起。《诗经》西播的重心于是移到了北美。与此同时，《诗经》西播也转人以研究为主的时期。美国诗人庞德翻译了《诗经》，名为《孔子歌颂集》，于195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庞德认为，《诗经》既是孔子删定的，因此它便是孔子思想的结晶。这位诗人虽然能阅读中文原版，但翻译时仍參考了卡尔格伦的有关《诗经》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