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译诗善于传达诗意，尤其是全诗的总体效果。但是，从最后这个错误例子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有意以讹传讹，确如钱钟书研究林译时指出的那样：是有其持色的。因为对于译文效果究竟如何，真正的栽判者应该是以译入语为母语的读者，所以，我曾经和几位美国学者研究这一行诗。我提出了三个方案，他们一致同意菲诺罗沙的an old acquaintance(老相识)没有诗意，而对另外两个方案即庞德的Ko-jin (可金）和另一个可能的译法 my old friend (老友），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老友”好， 有的认为“可金”好。这后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名字声音好昕，放在一首诗的开头里得亲切、自然，而又带有一点拾当的异国（中国） 情调。

这并不是贬低林纾和庞德译作的价值。在文学史上，他们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第一、因为他们介绍了当时还非常陌生的异国文化，在文化交流上有贡献；第二、也许这是主要的，他们本人的才华使他们的译作成了本国语言中有价值的作品。但是，不能因为是好的作品，就说它是好的翻译。比较恰当的办法，也许是把它们作为另外一类加以评估。钱钟书以为这类作品是“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这一论断不失为准确的定义。用一个简称，这类译伴也许可以叫做“译写”。这样的认识，也比较符合他们从事这项事业的实际情况。在他们的事业中，发展翻译艺术并不是一个主要因素，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如此。肯纳认为，庞德译中国诗，主要是因为这符合他自己诗歌艺术的倾向，他译诗的主要成就，不在于翻译的好坏，而在于为当时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然而，我们为了提高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却不能不撇开对于他们来说是主要的因素，而集中考虑对我们来说是主要的问题，这就是翻译的原则。他们在译写实践中实际推行的原则，正是后来在三十年代有人公开提倡的“宁顺而不信”这个原则已经被鲁迅先生批臭，但是至今仍有人在实质上奉行不渝。这样做的人，如果也和庞德那样有他自己事业上的需要和超群的才华，当然也可以象他一样产生有价值的译写作品，但是如果既缺乏艺术创造的条件，又不是为某个事业作贡献，而只是把目光集中在市场上的名利（据钱钟书先生分析，林纾后期就是如此），事实证明他们的“作品”不过是市场上的廉价商品，和严肃认真的翻译是两回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