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译经鼎盛期的代表人物是玄奘。玄奘学力精深，通彻梵汉。他提出的翻译原则是“求真喻俗”，即内容上忠于原文，语言形式上通俗易懂。嗣后的1300年，由于译经盛举的相对衰落，译论亦趋平寂。19世纪末，西方新思潮和技术逐渐传播到中国，译事又随之渐兴。1894 年，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主张。他说：翻译者应当“析其字句之繁简、书其文体之变态及其理精深奥析之所由然”，在透彻研究原文内容的基础上,“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心悟神解，振笔而书”，务使译文之“阅读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谓“善译”。

两年后，即1896年，严复提出了“信达雅”，“译事三难”论。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将他的主张作了阐述，提出了“三难”主旨，言简思精，开宗明义对“信”作了诠释。随后，严复对“信”与“达”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阐述，即“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下笔抒词，自善互备”。第三段谈的是“雅”这是严复理论的主要特征。他认为翻译应该用典雅的文字才能达意，而在意义与表达有矛盾时，则不得不“抑义就词”以求“尔雅”。

由此可见，马建忠的“善译”论与严复的“译事三难”论都在中国译论史上的传统命题的范围之内，在“信言”与“美言”或“内容真”与 “形式美”的辩证关系的范畴之内。也是在我国古典哲学一美学的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内。

傅雷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主张，将中国传统的艺术命题移花接木于翻译理论，将译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神形”问题是中国艺术理论史上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重大命题，也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美学范畴。傅雷以自己深厚的艺术素养和翻译工力推出新说，将翻译理论与美学理论结合了起来，是对严复的“三难”之说的重要补充。这一时期，中国还有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和美学家对译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中有茅盾、林语堂、周树人、朱光潜和钱锺书。钱锺书根据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一节训估，以林纾的翻译为实例铨释了“译”、“诱”、“媒”、“讹”、"化”一脉连通的意义，推导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翻译的最高任务是进入“化境”的结论。用“化”字来为语际转换作美学描述和概括既符合中国的传统，又表述得精妙确切。荀子在《正名》篇中对“化”字作如下解释：“状态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语言形式改变而思想内容并无二致的双语转换。所不同者，“化”字兼取“入化”之意，于其科学含义之外又指艺术上的升华，用来为犹如 “投胎转世”造诣超凡的翻译作美学概括，可谓衡鉴精微。进入“化境”的翻译，诚然是难乎其难的，但从美学上立出这样一个理论标准， 对实践的意义却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