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工作者应该从先贤的光辉范例中吸取经验。昔歌德译狄徳罗的《拉摩的侄儿》；蒲伯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奥• 维•史勒格尔和茹柯夫斯基译莎士比亚戏剧；鲁迅译果戈理的《死魂灵》；郭沫若译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都是世界翻译史以至世界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佳话。其历史意义在于，或则藉以把启蒙思想引进德国；或则藉以推动英国古典的文艺运动；或则藉以为徳、俄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打开新局面。

翻译工作者要力争成为文艺巨人的知音，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有胆有识。昔歌德译《拉摩的侄儿》时，狄德罗此书在法国本国尚未出版。此书在1779年才最后定稿，但作家1784年逝世时尚未刊印， 只有少数手抄本流传。到1805年，有一个手抄本落到席勒手中，席勒转送了歌德。伟大歌德独具慧眼，把作者逝世二十年后尚不为人知的作品，亲自译成德文，予以刊印。后来的法文译本，还是在这之后的一二十年从歌德的德文译本转译过去的。从这一本翻译作品的命运，可知歌德如果不是狄德罗的知音，不是有胆有识，并亲自翻译，《拉摩的侄儿》岂能如后来那么广为流传，成为德法两 国人民以至各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忧忆在三十几年前，我国翻译界前辈金同志曾告，说到翻译。贵在译者的思想境界能达到原作者的高度。鲁迅之所以适宜于作为 《死魂灵》的译者，是因为鲁迅的思想境界高，能了解果戈理，能攀登那个高度，能进得去。当然，常言说得好，知音难得。要成为文艺巨人的知音，也许不很容易，但如果连“力争”成为知音的这个“力争”之心也没有，那么，翻译云云，吾不知其可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