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译者是作为一种“元交际者”的身份介入的，因为原作与原语读者本身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译者进行语境化的过程。一般认为，译者的翻译开始于阅读原文。实际上，译者阅读原文首先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看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适合译者进行翻译。也就是说，从“择当译之本”开始，译者便要考虑相应的一些语境要素，开始了语境化的过程。

 

翻译发生之前，必然有对翻译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哈蒂姆和梅森看来是出于三种情形：

1.源于客户，也就是受客户的委托进行翻译；

2.源于市场，出版社发现市场对某外国文学作品有需求；

3.源于译者，译者出于能够有所创新而对某些古代文学作品进 行翻译或者重译。

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客户”可以指翻译的发起者、委托者、赞助者等。

 

译者作为元交际者，为什么要介入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翻译？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译者出于对某种作品的强烈的爰，或者说译者有一种强烈愿望去与原作者达到“心灵的契合”。

 

译者出于对某种作品的喜爱，而从事翻译活动，而这种喜爱或者痴迷主要是由于原作的美学效果。如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早在北大留学时，霍克斯就开始选译《红楼梦》的章节片段，陶醉其中。对 《红楼梦》的痴迷使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值得全身心去翻译，必须有人来完成整个工程。”于是，他辞去了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潜心翻译《红楼梦》。

 

草婴也曾说他所翻译的作品都是他自己选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作品，如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

杨武能翻译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他喜欢歌德的作品。他曾经说过只译自己喜欢的或正在研究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与自己的气质与文风相近的作品。因为他对歌德及其作品深有研究，所以译歌德的作品相当多。

萧乾对讽刺文字有偏爱，觉得过瘾，有棱角，文洁若喜欢选择那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来译。 

张谷若对哈代的作品情有独钟，他潜心研究哈代的作品，翻译了哈代的三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还乡》以及《无名的裘德》。

 

翻译选材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并不能忽视译者在翻译逸材上的主体性。即使在我国五四时期那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翻译的群体行为彰显淋漓，但是“按个人偏爱的艺术倾向进行译介者仍不乏其人，喜好浪漫主义反叛精神的创造社和新月社圈内外人士便是典型……均因作者与译者之间在性情或观念上的契合有关，并且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另外，译者选材也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梁启超翻译政治小说便是出于政治目的翻译文学作品的范例。他倡导翻译政治小说是为了他的政治改革服务，即所谓“改良群智”、“开启民智”。

 

当然，有时译者选择某个作品完全出于某种偶然因素。林纾从事翻译活动便是实例。1897年，林纾的夫人刘琼姿病逝，是年林纾46岁。林纾夫妇感情甚笃。夫人的病逝对林纾刺激很大，牢愁寡欢，终难排除。次年夏，他来马江散心，经魏翰介绍，与精通法语的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而杨绛翻译《吉尔•布拉斯》则是怕疏忽了法文，在没有通读的情况下便开始了翻译。之后，杨绛不无感慨地说假如我把这部小说先读一遍，未必选中这本书来翻译。这部小说写世态人情，能刻画人微;故事曲折惊奇，也获得了部分读者的喜爱。但不是我最欣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