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语搜觅”过程无论对口译还是对笔译来说，都是一种典型的工作实践。口译中“译语搜觅”的关键是速度与效率。根据神经语言学，这一过程也应该是大脑神经网络中的某种常规查检过程，所不同的是它必须动用双语体系。

我国译员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合成性双语者，而且这些双语者的B语与A语相比在熟悉度和熟练度上均有一定差异。故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基本上将我国译员视作呈“不完全”性质的、双语相当不平衡的双语者。固然，我国现已有了部分双语较好的留学生出身译员，尤其是已经有了由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国外翻译学校培养的一批专业译员，他们在诸如外交部等我国重要的国事部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第二职业”译员中也有了一批技能、语言水平均佳的双语工作者，且目前“自由职业”译员群体似乎也出现了很好的发展势头——这些译员的 双语类型是有可能接近国外较普遍的“并列性双语者”状况的。然而，就我国多数外事、外贸、工商企业等各用人单位的整体情况看来，我国译员队伍的双语状况仍以双语不平衡的合成性双语者为主。由于合成性双语者的双语有着共同的意义表证系统，而且贮存在一个单一的语义记忆体系内，即呈现“脑同区贮存”特征，故而合成性双语者在“译语搜觅”过程中常可以表现出“预接通对应搜觅特点，这就是说，这些译员的语义早已在学习语言时成对儿贮存进大脑中，因此早已“译”好（指语言含义代码转换），提取时也并不显得十分困难。如此，这些译员便很容易产生前述之“双语语义等价”现象，即在译语搜觅时容易“自动地”、难以抑制地“对应”搜觅原语词汇、词组、短语等语言形式的语言含义，而遗忘语境、主题及交际环境、语气等重要的语言外因素。

同时，由于他们在国内习得双语时，其主导语言对B语起著提示理解的作用，而且与B语同时、同区贮存，因此译语搜觅过程中这一主导语言必然会下预进来，并因双语语义、结构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的经验积累过程中，这些译员最终是能够学会克服自己的这一致命弱点的——或改善自已的双语状况，或学会参照语境、主题、交际环境等语言形式以外的因素，总之调动—切手法克制这一缺陷。这时他们在主体上仍会表现出某种“预接通”特点，不过已经不再局限于语言形式的“对应”，而是在方法上有了一个飞跃，有了某种追求“效果等值”的技能性心理努力。在这一前提下，这些译员便会表现出对上述“对应”现象的修正，如参照语境等因素修正“语言含义”，参照B语实际表达手段和交际效果修正译语为B语时的词组、短语等结构等。这时译员懂得了口译的沟通效果最为重要的道理，但鉴于自己B语水平有限而对操B语的交际对方是否听懂仍存疑虑，所以常会有一定的言语反馈外在表现，以检验自已在译语搜觅过程中构建的译语的可懂性。这种对语言含义的“修正”行为和对译语可懂性的担忧，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些译员在作到准确无误地口译某些重要的词语时其语速与并列性双语者译员相比可明显放慢、语流会产生某些阻碍、译语形式常有所反复等等诸如此类的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