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论证”指以语言科学为主要依据的逻辑形式论证，因为唯心主义也有其论证方式。我们中国人讲究“了悟”，其中有符合唯物主义的心理过程，也有唯心主义的影响。我们应当扬弃唯心主义的成分。

任何学科都可以通过试验，开拓、发展为以现代逻辑的形式化为表现手段的科学，翻译学也不例外。所谓“现代逻辑的形式化”，基本的问题就是以科学的逻辑方法或智能符号系统来描述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过程。在翻译理论中有争论的所谓“等值翻译”与“等效翻译”等问题，就可以尝试以形式论证的现代逻辑方法求出双语各层次转换中的“最佳对应值”；我们应该力求全面地、辩证地对待翻译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翻译风格学中的“模糊集合”也不是不可以进行语言科学的功能性形式论证。人类模糊认识主要发生于感性阶段，精确认识主要产生于理性阶段。而人的感性活动（感觉、知觉、表象）主要依据外部信息输入（原文的风格特征）。因此，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审美客体（原文）的“自在存在”，并将其形式化为符号系统，根据频度、强度、效应等等定性、定量分析，确定“对象类属边界性”大体划分，使模糊的东西尽量精确化，从而尽最大可能扬弃主观唯心的判断，这时的所谓“悟性”，就可能凝结着真正的“灵感的火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风格的感应和表达也就可能比较接近于准确。中国的文学批评史有自己的悠久传统，对文学风格的领悟和表达，通常凭借所谓“印象性术语”(impression terms),如“欣畅”,“晦涩”,“沉郁”，等等。印象性术语的优势是模糊性和概括力强，术语与术语之间的语义场交叠难分，因此用它们来表示事物有很大的灵活性。由于这个传统历史悠久，因此非常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和意识过程，这方面我们应当发扬。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思维形式是发展的，科学论证的手段也应当日趋严密。特别是我们在建立一门学科体系时，基本概念都应有科学的、严谨的界说，应力求避免模棱两可、含混其词。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论证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即语际转换规律的现实，力求避免唯心主义的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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