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民族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

西方哲学强调理性思维，从亚里士多德到别林斯基，在主观和客观的物象关系上，反复强调的是摹仿与再现。西方文学艺术向来提倡摹仿自然。亚里士多德主张美学的最髙境界是 “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摹仿”，艺术起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摹仿， “艺术可以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即达到艺术真实”。这一观点已经渗透到了西方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以绘画为例，西方传统绘画把素描作为基础，将画面的美感诉诸于数理关系，偏重重现现实和绘画的思维、理智、认识作用以及形态的写实性。 在文学方面，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流派的本质都缘于这一 “摹仿论”。这种理论反映到语言表达形式上， 就出现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句式结构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逻辑性强、用词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于是就有了“Aproper word in a proper place is good English”(在恰当的地方使用恰当的单词就是好英语）和“Brevity is soul of wit”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莎士比亚）

这些形式简洁、内涵深邃，流传于海内外的佳句。

相反，在主观情理和客观物象的关系上，汉民族通常通过物象表现情理，强调客观融入情理，擅长托物寄情、遗形写神。 中国传统的书画讲究笔墨意趣、气韵神动、传神写照、神似胜于形似。于是就有了画乃心印、画中有诗、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说法；中国的古典诗歌，从诗言志、诗言情，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再到神韵、格调、境界等，都强调心境意绪的传达。反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汉语讲究四六骈体、声律对仗，用字凝练含蓄、简隽空灵，追求工整勻称、音韵和美的习惯，因此就有了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说法，注重“意境两忘，物 我一体”的艺术美感。